多年以前，14岁的扬州女孩赵千迪被扬州作协“破格”吸收为会员。事实上，被作协吸收为会员的“90后”，她并非独一个。比如，13岁的西安女孩高璨已经是陕西省作协会员了。而这种现象，在四川省、重庆市等地的作协也都存在。

　　随着近年来少年作家的被热捧，几乎每个地方都存在并涌现出一些在文学写作方面表现出色的青少年，这个独特的群体，被社会称之为“90后作家”。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年龄小，大部分不到20岁；身份都是学生，大部分是中学生；都有出版过一些作品的经历，比如出版过大部头的小说以及其他作品集等；大部分被各地作家协会等组织高调看好；很多被家长和社会冠以“作家”的名号并受追捧。可以这么说，他们所拥有的，都是同龄人所不曾拥有的，他们所得到的，也是许多文学大家在这个年龄阶段根本得不到的。

　　按理说，不管作品是否具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底子，但至少可以说明这些“90后作家”确实是在文学写作方面获取了一些突出的成就。如果从此意义上讲，对这些“90后”不管授予什么样的名誉都不为过，毕竟他们都需要呵护、需要激励、需要成长。但关键是，在目前他们这个年龄段，在他们所处的这个身心正日趋成熟和可塑性极强的时期，动辄就对他们冠以“作家”的称呼和头衔或者以“成名作家”的身份来对待，是否操之过急。谁都知道，各级作协是荟萃文学大家的组织，如果动辄就对这些“90后作家”敞开代表着在文学创作方面获取了成功的大门，是否就有利于他们今后的成长？

　　事实证明，这些“90后作家”虽然都被冠之作家的头衔，但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并不能算得上是“作家”。这种动辄以“作家”等名义冠之的做法和无原则地敞开作协大门接纳“90后”的做法，不管是对于“90后作家”本人还是对于“作协”自身建设，都将是个难忍的尴尬。

　　首先，过早地以“作家”冠名，容易给“90后”文学青少年们戴上一个进步的枷锁。凡被冠之“90后作家”的青少年，无不面临着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式的轰炸，不是今天这里邀请讲座，就是那里特邀参加活动，这样只能使这些涉世未深的“90后”产生一种此即成功的认识，进而对如何进一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的生活缺乏更多的注意和认识，越来越陷入无谓的活动和繁琐的远离成长需求的社会行为中，这对于他们的文学素养的培养、文学技能的锻炼以及自身素质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同样，不管是任何一个“90后作家”，虽然都有出版过作品的经历，但他们的作品不管是从艺术成就上，还是从文学财富价值上，都远远达不到一定的高度，有些甚至还只是所经历生活的简单复制和所谓想象力的一种文字再现，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而忽视了对生活的接触，对文化基础知识的学习，最终也难逃面临老本被吃光的尴尬。从教育学的意义上分析，如果过早地让“90后”以名人和成功人士自居，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他们与普通同学之间的隔阂，使他们远离集体生活的快乐，如果再加上家长和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最终伤害的只能是这些孩子本人。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今天用过高的荣誉和名气去对待这些所谓的“90后作家”，那么只能是在用一种有色的眼镜和拔苗助长的心态在催熟他们，而不是帮助他们健康地成长，到底今后会不会继续在文学的路上走得更好，恐怕难以预料。

　　其次，从作协管理角度分析，作家协会主要通过加强对作家的管理以及开展多种多样的研讨、交流活动等，促进作家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提升作家认识生活和创作的激情，为作家的创作创造出积极的空间和氛围。加入作协必须有一定的门槛，否则不仅不利于管理，而且还会让团体名誉受损。在这样的情形下，作协对会员的加入和管理也应该是十分科学和严肃的。如果作协动辄就向“90后”抛出橄榄枝，那么即便“90后”加入其中，却也是难以履行研讨交流和沟通的职责。而这种以简单的作品和年龄优势获取名号的做法，一方面不仅会刺激作家们的神经，使作协的团体性质近乎儿戏，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不少青少年去通过出版作品等简单的方式获取本不应该得到的名号。这样久而久之，不管是对青少年，还是对“90后作家”而言，都不是一种积极的引导，而只能是一种充满诱惑和刺激感的催化剂。同时，不管是对于青少年文学爱好兴趣的培养，还是对于具备文学素质的青少年特长的培养，也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所以，面对越来越多的“90后作家”的出现，我们应该感到文学后继有人的欣慰。但同时更应该抱一种清醒的态度，那就是要正确看待“90后作家”现象，我们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他们在文学的道路上更好地攀登，但必须建立在能很好地学习领会基础性的文化知识、能健康快乐地成长的基础之上。我们绝不能动辄就用过分功利化和成人化的目光去审视他们的成长，更不能动辄用“作协会员”以及“知名作家”等的名号去压迫他们。毕竟，让他们更自由地、不被打扰地成长，比催熟他们使之成为“作家”更有意义，也更富有人性色彩和符合教育成长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