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来信提及，北京某出版社邀他撰写蔡琰传记——他研究文学史在两汉魏晋这一段，建树昭昭。可是信里说：“关于蔡文姬的史料很少，正史上的传只有寥寥数行，别传和相关的记载略多一点，也颇有限，而她本人的诗只有三首，却又每一首的真伪都有争议。我是相信三首皆真的——那也没有多少。总之可以作为依据和出发点的东西远不足万字，现在要冲出25万～40万的一大桶来，要加多少创造性的辅料佐料啊。”因而他委婉、坚定地辞谢，虽然主持此书出版的属一权威部门，若在别人，或唯恐求之不得。

　　我很欣赏这位学兄的明智、不计名利，蔡琰的材料少到如此程度，何能为少米之炊？策划这套规模宏大的名人传记丛书的消息早有所闻，他们大力度广揽才俊。本可寄“丛书”以厚望，但从学兄这一例看来，不免有杞人之忧。“丛书”所列拟写的百余位传主，绝大多数属于古代文化大家，近、现代入选的仅蔡元培等不足十人。每本传记都要求篇幅写到二十五至四十万字，完成起来谈何容易。即使下限的二十五万，哪怕再打个折扣，十七八万吧，材料不足支撑的又何止蔡琰一人。先秦诸子，几乎哪个都难以凑到这么多的字数。看丛书征约著者的启示，有作家有专家，好像尤其瞩目作家，报告文学作家或曰纪实文学作家。想来主事者敢有此豪迈壮举，也许正指望作家们的生花妙笔。

　　五四以后的文化名人诚然材料丰富，为他们立传却是别有其难处。较之古人自然不虞无米，但所存史料泡沫亦多，真真假假，以至彼此抵牾，非专门研究的学者，取舍上实在颇为费力的。譬如俨然成为常识的金岳霖因为林徽因终生不娶，此已采入多种传记作品。事实是，这位哲学家晚年曾经谈婚论嫁，欲与浦熙修结成良缘，只是碍于政治及其他原因，无奈地不了了之。近日某报关于著名词曲学者任二北的回忆，隔行如我，读来感到相当平实可信了，不意任翁的乡人，却一眼见出其多处“不尽准确”。他人回忆不足全信，本人自述也难说事事可靠。冰心有篇纪念胡适的文章，说她虽然与胡适过从非浅，但从来没有写过一封信给博士。读到此处，我随即取下书柜里的《胡适来往书信集》，其中就收录了两封冰心致“适之校长先生”信函。可见采用传主本人自述也不可不持几分谨慎。自述的失真，其原因不一，此处冰心或非说谎，追究原由，两人往来二十多年里通信极少，少到冰心记忆里了无痕印。可见，传记材料少有少的难处，多也有多的费劲。

　　胡适感叹过中国最为缺乏传记文学，而今传记的出版却兴旺得可以。书店里传记读物满排满架，热销非常。今日传记作者不乏倚马可待的快手，由此传记作品如三月飞絮。只是快得过头，天马行空，戏说无边。目睹快手们的迅疾和文采，严谨学者往往为出版商敬而远之，迅疾较之严谨，出版商宁愿取前舍后。如此丰收的传记作品，所纪传主生平总叫人不大放心。只要看出其中有几段信口或传讹，其他未必失真的记叙也就不得不将信将疑。

　　学界前些年舶来“新历史主义”，有人拿来替胡编乱造的传记作品鸣锣开道。他们以“所谓的‘历史真相’都是建构出来的”说法为由，声称“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独立于我们之外、可以让我们去‘依据’的‘史料’”。甚至虚无地发问：“今天还有谁会去相信日记、书信、备忘录、照片、报纸、档案等等所谓的第一手史料是‘原始’史料？”这般延伸“新历史主义”涵义，恐怕并非西方那个“主义”的本意。人家旨在说明历史描述的局限，不可穷尽，正如揭示的真理不可能绝对一样。没有绝对真理，历史不可穷尽，都是宏观而言，不应作拒绝追求相对真理、逼近具体史实的盾牌。还是有真理，还是有历史。大家熟悉胡适的著名比喻，说历史是一位姑娘，任人打扮；或像块面团，任人揉捏。这个生动比喻竟常被误解为可以无视客观史实的存在。岂不知，任人打扮、任人揉捏，“任人”仅为道理的一半，还另有前提性一半是，打扮、揉捏对象必须是姑娘、是面团，不容他人他物替换。姑娘、面团即是历史，即是本质所在。倘若打扮猴子，揉捏泥巴，任其如何打扮、揉捏，它也只是猴子，只是泥巴，决非姑娘，决非面团。

　　近年盛行传记小说这名目，传记而小说，令人好生费解。传记本属历史范畴，小说则归虚构性文学体裁，前者是必须发生过的史实记述，后者是子虚乌有的假语村言，两者如何能够融合一体呢？又要说到胡适，他是倡导传记写作的先驱，一九三四年初春在燕京大学演讲《中国的传记文学》，他演讲这个题目似非首次。又鼓动梁士诒、蔡元培、熊希龄他们都来写自传，而且自己身体力行，撰写了《四十自述》。起初“自述”尝试“小说式”的文学笔法，欲以虚构的人名地名描写具体故事。这样的尝试已见之“自述”开头一章，然而，终究无力把史实与“小说”调和到一块，无奈放弃了继续尝试，还是回归了他严谨的史学原则。既要记述真实人生，又要虚虚假假，此类传记作品必会无事生非。凌叔华的在伦敦出版的英文作品《古韵》，取材于她那非同寻常的高门巨族生活，汉译回大陆深受喜爱。作者原是当它小说写的（英文成书之前部分章节曾以几篇中文小说发表在国内），读者以至学者，常当她的自传阅读，原是虚构的人物关系，却误作史料，著作和论文多有引用引证，给凌叔华研究增添了不该有的混淆。民国时期女性作家多爱取材自身经历创作长篇小说，于是自传体小说名目应运而生。苏雪林的《棘心》、杨刚的《挑战》、王莹的《宝姑》、苏青的《结婚十年》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直至近年问世的张爱玲《小团圆》，其实都当不得女作家生平的依据。

　　传记文学当然讲究文学性，可文学性又被写手当做胡编乱造的另一块盾牌，以为文学性便是虚构内容，编造情节。此乃大大的误解或曲解。有人还抬出《史记》作范例。司马迁著史，确实掺入不少显然非现实的记叙。然汉魏时代人们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皆有别于今人，史学观念、写作观念亦不同于今世。以先秦之古远，事实和传说以至神话掺和在一起入史书，是寻常事，当今史著不宜泥古。又有人引证三实七虚的《三国演义》，尤不足为训。不能因为它成名著而忽略它史学意义的负面效应。太多的读者以它为接受历史教育的捷径，实在步入歧途。要明白，为那“七虚”，史学家们被迫付出多大辛劳去澄清史实。《三国演义》不朽，它的成功，只能说是小说的成功，决非史传的成功。史学家为纠正其“虚”恐永无止日，记得鲁迅对“七虚”便不无微词。传记文学或文学传记，望文生义，以文学笔法立传，或以传主人生素材创作文学作品。文学传记既为传记，真实乃文学性驰骋的不可逾越的边线，无论如何应该杜绝虚构。若求再现发生过的历史场景却史料欠缺，似乎不得不虚构，此虚构概念不妨以“拟实”代之。两者大有区别的，虚构容易误解成允许无中生有。“拟实”迥然不同，它是发生过的史实，由于史料记载简略或粗疏，作者必须予以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摹写，复原再现。绝非《三国志》里“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一句，变为《三国演义》数千言的“三顾茅庐”。假设，史料记有某传主春季天晴去过一趟西湖，传记不妨据此写写春阳娇媚，垂柳拂面，万不可信口成了去庐山，秋雨绵绵，万木萧疏。要是史料失记是晴是雨，那就放宽一些，随你写晴写雨，打个擦边球吧。与其讨论可不可虚构，不如讨论如何不失实地“拟实”。

　　关于传记文学的文学性，理应有专题探讨。目前传记写作滥用、误用文学性旗号，探讨的实践意义不言而喻，可说、想说的话多多。可是一时没能想清楚想深刻，先此打住，以期高明。（陈学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