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言情作家”

　　“所有的言情，无非都是在掩饰我们心灵的跋山涉水”—2013年11月小说《终极底牌》出版时，张欣说。

　　与她过往的题材一脉相承，这也是一部以广州为背景的都市小说。张欣生于1954年。那个年代生的成名作家作品，富有时代穿越感有之，弥漫厚重乡土气息有之，且多充满社会批判性。张欣是个例外，她写当代，写南方，写都市，写女性、欲望与情感。

　　从《谁可相依》、《爱又如何》，到《不在梅边在柳边》，乃至去年的《终极底牌》，张欣的小说不靠文学大奖光环也可以卖得好，常常是书还没写完，电视台就找上门来谈改编了。“喜欢张欣，因为可以在她的小说里找到隐藏在心灵角落里的自己，以及身边很多熟悉的影子。”“80后”读者Ann说。

　　然而正因如此，人们却容易轻看了她。毕竟，那些个城市迷离的灯火，横流的欲望，冷寂荒凉的都市人际关系构建起来的故事题材，很长时间里都被殿堂文学弃置一隅。媒体多称她为言情作家，还有说“大陆琼瑶”的，她极其不爽，一谈起来五官都有点扩张，大力拍桌子吐槽，“我写的明明是纯文学！”“他们看不到我包装之外的用心良苦！”

　　在公众看来，她的《沉星档案》、《浮华背后》、《深喉》，分别与广东电视台女主持人陈旭然被害案、厦门远华案和广州媒体大战隐隐相关。但张欣认为，新闻事件只是自己小说的一个个药引，小说内容纯属虚构，不希望公众对号入座。10年前她就向媒体直陈，小说家写的是人物的内心层次，不是新闻记者的平面写法。

　　在文学评论家雷达眼里，张欣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作家之一。她也是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得主—尽管试图在媒体前为都市文学“正名”，对她来说似乎比写一部好小说更为困难。

　　“我觉得人选择什么工作，比较宿命。”她感叹。早在小学时期，张欣就喜爱写作，这个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兴趣决定了她人生的大方向—当一个作家。而家庭背景和命运，则像一双无形的手，推动和形塑了她游走都市的叙事风格。

　　

　　体制内外

　　祖籍江苏的张欣在广州出生和长大，她伸手指了指，“就在那个黄花岗大院”。父母都是军人，在那个特殊年代改写了女儿的命运。

　　“小学毕业正好碰上‘文革’，没有学上了，后来就是上山下乡运动。”她平静地说。如果当年随其他知识青年一样下了乡，中国文坛可能会多几部知青小说，却少了一位执著书写南方城市的女子。

　　她当然没有下乡，因为是军人家属，有机会去当兵，逃过“一劫”。一开始，张欣在部队医院担任卫生员，业余时间拼命写作，所以很快就被调到文工团，“写了很多快板啊、三句半、小话剧、小歌剧”。

　　很难说这样的经历对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来说是幸或不幸。没错，它让一个年轻女孩绕过了很多生活上的苦难，呆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环境从事自己钟情的写作训练。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更为残酷。“我们这一批作家，最初虽然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但都被禁锢在同一个文化氛围里。那时候写什么都要‘三突出’，主要人物要‘高大全’，都是没有生活细节的。不是左，是极左。”

　　早在1990年代，张欣就加入了作家协会，那时候加入作协是件很牛的事，甚至能改变人的命运。后来，她又担任广州市作协主席、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然而如今，作协的口碑正江河日下。文学评论界常把作家分为两类：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前者除了贾平凹、王安忆、莫言等少数派，偌大群体俨然已被贴上了“光拿工资，写不写作无所谓”的标签；而中国文学创作的重任，则被认为主要由以海岩、格非、韩寒等为代表的后者在承担。

　　从大院出身、部队写作到作协主席，张欣理所当然属于前者。身处这样的角色和立场，对体制内作家群体存在的问题，她既不否认，也不急于撇清，而是经由自身的经历和体会，对很多创作能力严重萎缩的同侪生出部分理解和同情。

　　“现在以文谋生容易多了，写专栏、出书甚至当网络写手，都很自由，只要拿作品说话就可以。所以年轻一代是无法体会到的，我们那个年代，作协有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和价值。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渠道和平台啊，文字爱好者很苦的，白天做一份又苦又累的工作，晚上挤出一点时间写，可供投稿的选择也很少。我特别幸运，部队出身，不担心这个，但很多人祖祖辈辈都在农村，你想想莫言怎么出来的，多不容易啊。”

　　“这时作协就特别重要。一篇好作品一下子登到《人民文学》上（比如《红高粱》），就彻底改变命运了。中国作协当时有一批‘解放军作家’，有级别，有房子，可以让你专心创作。不可否认这套体系当时真的培养了很多作家。”

　　

　　灵魂的重生

　　然而，亦正是因为那段历史的特点，随着时代变迁，很多当年的作家都被大浪淘沙留在了沙滩上。

　　“那时有个词，叫‘帮文学’，‘四人帮’的‘帮’，说的就是极左年代的文学作品。”张欣回忆，她很庆幸自己没有写过正儿八经的“帮文学”。她很早（1984年）就转业离开部队，开始写地方题材的作品。“第一篇小说是给《解放军文艺》的，其实就写了一个护士的小故事”，“帮文学”对她的影响可以说是渗透式的，“不是说没有，但色彩没那么浓”。

　　当社会开始可以张扬个性的时候，包括张欣在内，每一个当时的作家都在挣扎，拼命脱离过去“三突出”对思想的禁锢，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王蒙。

　　回顾张欣的创作历程，早期的中篇还是带有比较浓的理想主义色彩，强调温暖；当渐渐脱离主旋律的影响，她的大意识开始变得悲观。

　　或许可以这么说，当一个人开始摒除外部价值的禁锢，真诚面对作为一个“人”的内心时，都无可避免会面对现实和人性中赤裸裸的残酷和复杂。“不要说社会怎么样，你甚至会发现，最势利的往往就是亲人，包括父母，同样是自己的孩子，他们就会觉得，你当记者就挺好，他打工的，老是不行。”

　　“一个作家要写自己坚信不移的东西，才能写得好。”张欣说。由此，雷达评论她中期的作品：“从她上世纪90年代成形的叙事模式中跳了出来，不再‘深陷红尘，重拾浪漫’，而是向着生活的复杂、尖锐和精彩跨出了一大步，由人性善转入人性恶，不惮于直面丑陋与残酷，不惜伤及优雅……”

　　诚然，对社会结构和都市病态人格的正视，大大拓展了张欣新世纪以来作品的现实感和人性深度。而没有下过乡，没有经历过太多人生苦难，以及对南方城市的深刻理解和热爱，并没有削弱这些作品的深度，反而形塑了张欣独特的都市写作的个性化风格。由此，她彻底完成了一次创作灵魂的“重生”。

　　“这是一个相当艰难和残酷的过程。”她感慨。而更多的人，未能穿越这个价值撕裂的过程，及时找到自己的路，转瞬新时代来临。面对新作家、网络写手的冲击，“不是他们不愿意，很多作家真的是突然之间就不会写了”，“这些人我说名字你们也不知道，没他们什么事了，只有有价值的人才能留下来”。

　　一个人的“南方写作”

　　有人说，一个老外如果想用最轻松的方式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南方都市生态，可以去看张欣的小说（《爱又如何》）：大家都从自己原来的角色里出来转变身份去捞钱，面对这份共同的生活考卷，心态各异。

　　简单的“都市小说”或许也不适合成为张欣的标签，“爱情小说”当然更不靠谱，她自己总结了一个概念—南方写作。

　　“我一直很坚持这种书写，写我们南方。一直以来我们南方太不受重视了，话语权都在北京。但广州这个城市在北上广里其实是很有特点的，北京是很文化，上海是很时尚，广州呢，它的观念太新了，永远不陈旧。我们离香港很近，大家都知道香港的都市文化，哪怕我俩关系再好，只有一个位置的时候我肯定把你干掉，你走好过我走。接着我们没有‘隔夜仇’，下次有机会还接着合作。”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在广州我认识有人投资失败，几十万没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那能怎么办啊，没了就没了，接着搞别的呗。这样的事情在内地，可能天都塌下来了—那种承受能力，那种消解能力，这就是广东。它有一种骨子里的冷漠，但也有属于自己的温情。”

　　“我坚持就写南方发生的故事，哪怕没人看也写。”张欣笑着说，“最后你想知道南方的生活，就只能看我写的了。”

　　她不时会和这个城市的其他作家朋友聊天，因为理解坚持走出自己文字之路的不易，她乐于向年轻作家分享自己的经验。“我经常和他们讲，你要做个有趣的人，不能乏味。一般不跟他们讲具体的写作，太具体了，没法讲，只讲做人、做事，以一种怎样的胸怀接受这个世界。”

　　广州作协每年组织的采风、讲座培训也带有她个人特质的影子：谈文学的、心理学的，和尚、收藏家都有。“我觉得年轻作家视野很重要，我也和他们一起听；知识都会老化，你要不断地听别人穷尽一生研究的东西。”

　　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书写冷酷，张欣最近的作品风格又有了一个转折：在《终极底牌》里，呈现都市的复杂与残酷之后，却回归了人性的温暖。

　　这跟社会的变化和个人内心的变化都有关系。当人们无视社会的裂变，捂着眼睛高唱真善美，希望把文学当成心灵鸦片之际，她偏要冷酷地掀开那层华丽的遮羞布；而当社会的沉沦已经一再突破底线，她反而渴望提醒人们，不要忘却内心残存的那份温暖。

　　更重要的是，过往书写过那么多病态的灵魂、高涨的欲望—她承认，某种程度上也是同为都市人的自己内心的阴影。“我很庆幸我能成为作家，写作疗愈了我，让我可以诚实地正视和释放了内心的负面与阴暗。”

　　这个时候的她，反而成为了一个重新能够相信温暖的人了，尽管在这个于她而言已经失却底线的社会里，那是如此的艰难。（甄静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