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唯美、浪漫的诗歌能否译成“重口味”？最近，一部《飞鸟集》把译者冯唐推到了风口浪尖——读者的质疑迫使出版社将译本“召回”，文学界和翻译界也在持续关注此事。那么，文学翻译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记者采访了陕西文学界、翻译界多位权威人士，对此事进行解读。

  　　“我们彼此相爱，就是为民除害。”写出这样“经典句子”的医生、商人、作家、诗人冯唐，最近又被万千网民和国内外文学界推上了风口浪尖，起因就是他今年7月出版的译著、印度文豪泰戈尔的《飞鸟集》。其实，冯唐译《飞鸟集》出版后销量不错，不到半年即获得“当当文学榜排名29位”，但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冯唐译《飞鸟集》在豆瓣上的评分仅为4.3分，近半数网友只打了1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22年郑振铎的译本，虽然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但评分却高达9.1分。很多读者表示，冯唐译本中“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等句子难以接受。与此同时，文学界和翻译界也对冯唐译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讨论。有人坚决反对，称之为“文化恐怖袭击”；有人大力点赞，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

  　　2015年12月28日上午，出版冯唐译《飞鸟集》的浙江文艺出版社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由于译本引起巨大争议，出版社决定将其召回，待专家组认真评估后再做定夺。但是，此事引发的争议并未结束。话题仍在发酵——

 　　 冯唐译《飞鸟集》就是个闹剧

 　　 对于自己的译本，冯唐一直表现得很有信心，回应“让历史和文学史去判断这个公案吧！”在他看来，郑振铎的译本总体偏平实，而自己有能力把中文用得更好，翻译风格也可以更贴近现代诗，并且尽最大努力追求译文的押韵，以符合汉语诗歌的审美习惯。冯唐在自己的博客里说，“诗不押韵，就像姑娘没头发一样别扭。”同时他也认为，“诗意不只是在翻译中失去的，诗意也可以是在翻译中增加的，仿佛酒倒进杯子。”

  　但谈及这个“公案”时，任教于西安外国语大学的著名诗人伊沙表示冯唐是在哗众取宠，“用他的轻浮藐视诗歌”。2013年，伊沙曾和妻子、翻译家老G共同出版过译著《生如夏花 死如秋叶》，收录了泰戈尔最经典的《飞鸟集》、《新月集》和《吉檀迦利》。这个译本在豆瓣上的评分达到了7.8分，有读者认为伊沙译本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特别具有“中国风”，化经典入译文，自然天成，在节奏和语感方面也很有特色。

 　 谈起泰戈尔，伊沙称自己原先对他诗歌的印象源于冰心的翻译，“但在自己一年多的翻译中，我对泰戈尔有了重新认识。我认为他是厚重的、充满哲理的，冰心小清新化的翻译让泰戈尔为更多中国人熟悉，但这是误读。我希望在自己的译文中还原泰戈尔的本来面目。”谈及读者视为经典的郑振铎译本，伊沙也并不认同。在他看来，郑振铎的翻译比较平直，缺乏诗味和诗性。

 　　 至于冯唐译《飞鸟集》，伊沙更是不屑一顾，“这就是一个闹剧。”他说，“他的诗轻浮得很，他的翻译就是按照他的轻浮来的，是对诗的亵渎。”伊沙认为，冯唐这次玩票性质的翻译，是自作聪明，是一种文化的倒退。

  　　文学翻译首先要忠于原文

 　　 除了文学界的争议，冯唐译《飞鸟集》在翻译界也引来很多质疑，关注焦点即为“是否符合翻译准则”。针对这个问题，资深翻译家、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安危明确表示，文学翻译就是文学翻译，不是译者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以另一种文字形式对原作的再现。”

 　　 其实《飞鸟集》是泰戈尔用母语孟加拉文写的，后来又由他自己翻译成了英文。虽然泰戈尔在翻译中较好地保留了原有的民族思维特征，但毕竟换了种语言，而且要照顾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孟加拉语里面的表达方式、审美要素还是大量流失了。这次冯唐的翻译，就是按照泰戈尔的英译本翻译的。安危告诉记者，无论从何种语言翻译而来，译者首先都必须忠实于原文，不能以自己的爱好随意篡改。“译文要符合译入语的规范，尽量再现原作的思想感情、氛围情绪、语言风格等文化要素。文学翻译的理想标准是与原作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但安危也坦言，要翻译好一部文学作品确实很不容易，翻译诗歌就更为艰难了。“西方的诗歌有古体诗，有十四行诗；有押韵的，也有不押韵的。那么翻译成中文时，用什么体？押韵不押韵？这需要译者根据原诗的形式、译文的用场以及读者对象来决定。”在他看来，诗歌翻译家除了要具有相当的语言文学功底外，起码要懂得诗歌，最好自己就是一个诗人。

 　　 谈及冯唐自己强调的译本“现代翻译风格”问题，安危认为时代在前进，文化在发展，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自然也随之变化。“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一些经典著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不同的译本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译文中迎合网络流行语的做法就不可取了。”安危表示，由于同时接受两种以上文化的直接熏陶和交叉影响，比起一般文字工作者，翻译家肩负的社会责任其实更为特殊。“他们更有可能使本民族的文学语言兼收并蓄，也理应承担起丰富本民族文学语言的责任，而不是怀着猎奇的心理制造鄙俗的文字，污染我们的文化。”

  　　啥书才需要“召回”

　　  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官方微博上发布“召回”声明后，冯唐译《飞鸟集》在各大书城都已难觅踪影，不过记者在亚马逊网站上发现，这个译本的电子书仍在销售。但已经于2015年12月30日更新过，并注明已经暂时屏蔽了8篇有争议的译文。那么，这个让大多数人都略感陌生的图书“召回”，什么情况下才能启用呢？

  　　据曲江出版传媒公司副总经理史鹏钊介绍，所谓图书“召回”其实是国家在《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的相关条款。“按照这个规定，已经出版的图书经检查，编校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万分之五以下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可以继续发行。如果编校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五，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但把这个规定套用在冯唐译《飞鸟集》上，显然有些不太适用。另外，已经购买本书的读者要怎样实现“召回”，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声明中也并未提及。对此，史鹏钊表示，图书“召回”制度确实早就有了，但实际执行起来还是有难度的。“毕竟图书不像汽车，很少有读者会把购买凭证妥善保存，退款也就很难实现。”

  　　同时，在本次事件中，曾被讨论已久的图书分级制度也再次浮出水面。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就表示，冯唐译本下架的真正的原因是接到了不少青少年阅读推广机构及家长的善意批评。他说，“虽然《飞鸟集》不是青少年读物，但确实是不少中学生的课外读物，网传那几首译诗中的几个词语，对于青少年阅读来说尺度是‘过’的。”对此，史鹏钊介绍说，中国目前虽然没有实行图书分级，但在出版界内，大家心里还是有一杆标尺的。“不过分级这个问题的确存在，出版界也常有探讨。比如作家莫言获诺奖后，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曾有人提问他的作品适合什么时候看。莫言自己也承认，还是婚后看比较适合。”不过他坦言，图书分级势必意味着销售分级，这在现阶段实现起来还有一定难度。

 　　 诗歌翻译到底有多难

  　　李震：诗歌具有“抗译性”

  　　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文字翻译，而诗歌翻译又是文学翻译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项。那么诗歌翻译之难，究竟难在何处呢？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诗歌本身具有“抗译性”。

　　  “诗歌是纯粹的语言艺术，对作者和译者的语感要求都非常高。所以为什么建议要由诗人来翻译诗歌，是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语言的内在肌理，不至于在翻译过程中丢掉了诗性。”李震告诉记者，和诗歌比起来，小说有人物、有情节，翻译时只要保留这些，那作品的基本风貌和品格就没有丢失。但是，诗歌纯以语感唤起读者的审美共鸣，译者稍有不慎就会翻译走样。甚至有时由诗人来翻译诗歌也会出现问题，“翻译出来以后成了译者本人的诗，不再是原本作者写的诗了。”另外，汉语言讲究意象，诗歌也更重视意境，而英语、俄语、法语等西方语言则更重视声音、节奏等等，两者在语言性质上的差别，也决定了诗歌互译的难度。

 　　 清末极具影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曾在《天演论》中谈及翻译工作的三原则“信、达、雅”，这在现代依然被奉为译著的评判标准。李震对此也做了一番解读，他认为“信”是指准确表达原著的思想、语感；“达”是指完美的表达原意；“但‘雅’不光是指语言的优雅，难道使用一些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就不雅了吗？关键还是在怎么把握、传达原意上。”

  　　李震认为，1922年郑振铎翻译《飞鸟集》的时候，现代汉语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还不太成熟”。但郑振铎忠实于泰戈尔的原著，尊重了他唯美、浪漫的诗风，因而为大众接受，也成为读者心目中的经典。“现在已经过去近百年了，现代汉语越来越成熟，现代诗也发展到了一定高度，其实现在的译者有可能把《飞鸟集》翻译得更好、语感更老到。”李震认为，冯唐的译本在局部语言确实更加成熟、也更接近现代诗，但对诗风把握不准，将泰戈尔的唯美、优雅译成了粗俗、露骨，“这就违原著风格了。” （肖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