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宋朝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卒于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28岁进士及第后，先后任天长县知县、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庐州知府、代理开封知府、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等职。死后谥“孝肃公”，“包公”即因此得名，是北宋有名的清官。

     包公虽然确有其人，但包公文学却并不拘泥于史实，而是人民群众及作家根据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规律多加虚构而成。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说：“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忙得不得了，忙得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这种有福的人物，我曾替他们取个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就同小说上说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包公正是这样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代许多惩恶扬善、折狱断案的事迹，以及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都通过文艺的形式，附着于包公身上而流传下来。

    包公文学主要指的是包公小说。包公小说与宋朝城市说书艺术同时兴起，宋元时期的说书称为“说话”，说话的艺人需要有个文本做依据，这个文本就叫“话本”，短篇的话本就是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宋元时期包公题材的话本，主要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经明朝冯梦龙加工分别收入《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这类包公题材的白话短篇小说故事曲折，引人入胜，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矛盾纠纷、市井生活，也展示了包公的威严和智慧。

      明清时期的作家模仿宋元话本而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称为“拟话本”。明代最有名的包公题材的拟话本是《包公案》，《包公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短篇公案小说集，共有100多个故事，大多采自史书野记、民间传说及其他艺术门类。既有对庸官的嘲讽，也有对人性的呈现，既有对社会暗昧的抨击，也有对包公品格的赞扬。

      清道光年间，有人记录了北京说书艺人石玉昆说唱的《龙图公案》，整理而成章回体小说《龙图耳录》，后又由问竹主人、入迷道人等根据《龙图耳录》重新编辑为《三侠五义》出版。《三侠五义》是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主题就是除暴安良、不畏权贵、为民申冤。

      包公戏是清官戏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早在宋元时期的南戏中已经出现，但真正繁荣成熟，则依于元杂剧。元代初期，戏曲艺术渐趋成熟，民间流传的大量包公故事被引入杂剧，数量之多，题材之广，影响之大，成为引人注目的文艺现象。据统计，元杂剧现存公案剧19种，包公戏就占了13种。元杂剧包公戏特点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针对权豪势要和社会矛盾，第二阶段主要针对家庭矛盾、财产纠纷。

      元末南戏得到发展，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戏曲形式：传奇。明人包公戏大多散失，目前只存有童养中《胭脂记》等传奇5种。明朝包公戏中的包公，权力被扩大，能力被扩展，甚至可以掌管阴阳善恶，这表现出人们对社会公正要求的进一步增加。清朝初中期的包公戏主要集中在清传奇中，后期则主要集中于京剧中。经过数个朝代的演化，包公愈益刚正不阿，敢于直指权贵；也愈益被神化，变得无所不能。

      包公文艺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权豪势要、贪官酷吏的憎恨，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呼喊。贪赃枉法是许多封建官吏的共同特征，恃强凌弱是所有社会渣滓的相同品相，社会不公是普通大众的共同感受，人们期待社会生活中出现主持公道、无所不能的强势人物，当这种强势人物没能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时，人们只有通过文艺的形式，满足自己的梦想和要求。这正是包公形象出现的社会基础。

      在文艺作品中，包公是不畏权贵、依法办案、公平正义的象征。在我国当下反腐倡廉、坚持公平正义、建设法制社会、维护社会安定、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现实环境中，包公不畏权贵、公平正直、为官清廉、关注底层、智慧机智、孝亲敬业等优良品质，依然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