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也是相当重视文学性的，改编文学名著素有传统，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的小说都曾搬上过银幕。真正产生影响力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五代导演改编当代文学名作，推出了一批经典影片。如张艺谋的《红高粱》、《活着》和《菊豆》，分别改编自莫言、余华、刘恒等作家的名作，并在国际上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声誉。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孩子王》也是根据李碧华、阿城的作品改编的。进入新世纪，很少有国内导演改编当代文学作品，也没有出现《红高粱》、《活着》之类的经典作品。

　　“这个时期中国电影开始市场化，电影拍出来不挣钱不行，电影人都想做跟市场紧密接轨的商业影片。而这时文学却开始边缘化，社会影响力日益下降，改编成电影的商业效果也不好。”

　　编剧苏健说，这导致了中国当代最好的小说也没人去改编。

　　一方面是对现当代文学名作持冷淡态度，另一方面却热衷于改编古代文学名著或经典题材，《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都有人改编电影。如改编自三国题材的《赤壁》、《关云长》，改编自蒲松龄小说的《画皮》，改编自《西游记》的《西游降魔篇》、《大闹天宫》，改编自传统题材的《白蛇传说》、《赵氏孤儿》等影片，有些在市场上取得了高额票房，但口碑普遍不好，没有一部称得上是改编成功的作品。

不过，近年来当代文学名作的改编，似乎有点要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形。第六代导演王全安试图赶超第五代导演，改编了陈忠实的《白鹿原》，结果毁大于誉。冯小刚一本正经地拍了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虽口碑尚可，但票房远远低于预期。

　　知名影评人曾念群对此很不乐观：

　　“如果当下有导演改编成功，会起到带头作用。但《白鹿原》的失败，说明国内文学名著改编有风险，其他人会望而生畏，对接下来的改编会有抑制作用。”

形式需创新，内容取舍难

　　由于文学和电影分属不同艺术类型，要把文学名著拍成电影，又要不丧失原著精华，难度极大。但好莱坞自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成功率却很高，即便是已经改编过十余个版本的《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最新版电影仍然令人眼前一亮。

“即使你对原著故事很熟悉，看电影还是会有新鲜感觉。两部小说我是耳熟能详，看电影之前并不抱很大期望，但电影真的拍出了新意，让我很感动。”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金燕说

　　“这两部电影，一部借鉴了舞台剧的形式，另一部采用音乐剧的形式，在表现形式上都有创新。”

　　在金燕看来，文学名著改编不仅要形式创新，内容也要取舍得当。

　　“尤其是大部头名著，往往有大量心理分析，编剧要学会取舍。”她举例说，小说《悲惨世界》，芳汀从工厂里被赶出来，本来有很长一段故事，电影只用了三五分钟的戏就表现出来了，还非常感人。影片也没有把法国革命仅仅当作历史背景，而是正面呈现革命者群像，其效果更加震撼人心。

　　相比之下，《白鹿原》就很让人不满足，影片对小说亦步亦趋，抱着忠实于原著的想法，形式结构却散了架，丢掉了故事的内在灵魂。苏健认为，电影《白鹿原》与小说的差距就在于导演贪大求全，“电影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充其量是个中篇小说的量级。如果把长篇小说拍成电影，必须有所取舍，不可能把整个小说表现出来，可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讲这个人和其他人的故事。”

　　至于电影改编是否要忠实于原著，苏健认为可视不同情况而定。对于经典文学名著，由于不同时期已有很多改编的版本，拍成电影可以做较多尝试，增加当代感。

　　“经典文学名著可以大胆改编，编剧要考虑当下观众的审美趣味，在情感上与观众产生沟通，关注当下观众的生活困境和精神状态。”

　　他认为，《西游降魔篇》是对“西游文化”的颠覆，周星驰借用《西游记》的文学素材，表达自己心中的东西，这种做法还是可取的。

　　但是，对于很少被改编成电影的当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最好尽量忠实于原著。“我也参与过改编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片方甚至要求把原著里的人名、地名都改掉，这完全没有意义，对原著作者也不尊重。”

　　苏健认为，要想改编好当代文学名著，导演一定要从原著中找到跟自己共鸣的东西，彼此产生化学反应，对小说内涵进行视觉转化。

只看到商机，经典成外壳

　　据曾经担任过张艺谋《活着》、《英雄》等影片文学策划的作家王斌介绍，当初张艺谋能成功改编余华、莫言的小说，就在于这代人都是从“文革”的苦难中走出来，电影创作者和作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有着强烈的精神共鸣。进入新世纪以后，王斌坦言，很少见到适合改编成电影的当代小说了，文学界相对沉寂。

　　时至今天，电影创作者、作家对历史、现实都缺少共识，精神上缺少交流，改编当代文学作品的兴趣也就没那么高了。

　　大量改编自古典文学名著和传统题材的商业片，更多是为了市场的需要而不能尊重原著。王斌指出，虽然《满城尽带黄金甲》借用了《雷雨》的故事原型，《夜宴》借用了《哈姆雷特》的故事原型，但都没有保留对原著精神内涵的认知，在心灵、精神上已经枯萎，只剩下一具骷髅。

　　又如《赵氏孤儿》，故事能够流传到今天，就在于其中的人物阐释了义与信，但陈凯歌的电影抽掉了这个主题，影片已经不是原来的东西。

　“赵氏孤儿这个故事长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之中，一个民族用集体无意识记住了这个故事，肯定有其价值。”王斌感慨，后人改编经典名著，应该理解其思想深度，而不是一味颠覆。像黑泽明导演的《乱》，也借用了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的故事原型，但注入了自己的想法，改编得非常成功。

　　实际上，很多古装片都是拿了文学名著和传统题材做外壳，装进去的却是最庸俗的内容。“现在有些制片方，拿到名著改编版权，只看商机，不会朝打造经典作品的方向努力。”曾念群说，很多电影会把现在流行的小三、闺蜜话题加入古装片，加入现代人自以为是的东西，对原著没有什么深刻把握。如《画皮》就借古典的壳，表达现代女性的情感生活。

　　曾经成功改编《活着》、《霸王别姬》等影片的著名编剧芦苇感慨，从改编技巧上讲，改编长篇或中篇都不是问题，主要是如今电影文化价值观混乱，艺术目标不清楚。他曾参与吴宇森导演的《赤壁》编剧，但后来主动退出了。“《赤壁》把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正剧，加入一些时尚搞笑元素，什么都没说透。”他解释，当初吴宇森想把《赤壁》拍成和平、团结的主题，但他觉得赤壁之战就是以弱抗强、独立自主求生存，根本没有和平的主题，影片对主题表现就显得很混乱。

　　改编文学名著，国内导演往往把握不了原著的精髓，还习惯于往下半身低俗方向发展剧情。“比如《赤壁》、《金陵十三钗》里安排的床戏，就透露出制片人很龌龊的心理，好像观众很喜欢这种戏份。”电影市场研究专家蒋勇说，好莱坞很少有戏说类电影，更不会随便拿名著来戏说，但国产片经常这么做，只看商业价值不顾艺术价值，不可能拍出《指环王》三部曲那样的史诗作品。

功利大环境，难出好作品

　　《白鹿原》上映后，芦苇曾不满地表示，当前国内电影大环境很浮躁，不适合在这个时候改编这部小说。“好莱坞还把电影当作文化艺术来评估，奥斯卡奖都颁给严肃电影。现在国内电影人没有这个目标和追求，不把电影当作民族精神文化来追求，票房就是一切。”芦苇至今仍然认为，《白鹿原》拿情色炒作来谋取票房，可以看出这一代电影人的疲弱无力和对民族文化的不负责任。

 

　　回忆过去跟张艺谋、陈凯歌合作，芦苇深有感慨。“他们三四十岁时拍的片子让世界惊叹，但现在他们拍的电影怎么样？商品化让他们无法坚守艺术立场，放弃自己的原则。他们现在的身份不只是导演，还是老板。”他说，陈凯歌拍《霸王别姬》时只是导演，非常纯粹，现在身份就多了。王全安跟芦苇合作拍《图雅的婚事》时也只是一个导演，但拍《白鹿原》，却一人身兼导演、编剧、制片人等五个职务。

　芦苇的话得到不少业内人士的赞同。“张艺谋改编《红高粱》、《活着》的时候，不用考虑票房市场，只要拍出好作品。”蒋勇认为，现在的大环境变了，导演和创作团队既要考虑口碑又要考虑市场，有时就两头不讨好。他举例，现在改编一部长篇小说，电影只要超过两个半小时，院线就会要求片方删短，而导演也为了市场会主动配合院线要求。但在好莱坞，导演根本不会担心这种片长问题。

　　文学名著也许更适合拍艺术片，探讨人性、命运，并不适合拍成快餐式的商业片。而当下国内电影市场被商业片垄断，整个产业链都在为商业片服务，艺术片缺少生存空间。

　　“如果导演没有知名度，没有市场号召力，改编文学名著的电影很难有市场。”王斌认为，目前只有张艺谋、冯小刚等少数导演拥有强大资源，可以去改编文学名著。新人导演缺少资源，没有机会去拍大部头名著。

　　实际上，很多影视公司买下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权，却囤积在那里，并没有真正拍摄。据业内人士介绍，一些影视公司将名家小说影视改编权收购，建立自己的题材库。影视改编权的签约，一般只有几年，时间到了，还需要转让、续签。就像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10年前就把电影版权卖给了韩国公司，但至今没有开拍。贾平凹的《废都》于2009年解禁后，即被浙江金球影业抢得改编权，但目前仍认为条件尚未成熟，也还没有拍摄。

　　文学作品改编难，除了电影人心态浮躁之外，审查机制也是一大难题。“当初，小说《白鹿原》为了获茅奖都进行了修改，改编成电影就会有更多限制。”曾念群如是说。芦苇也感叹，《活着》至今还不能公映，也没给出个说法。像小说《废都》、《丰乳肥臀》、《许三观卖血记》等都涉及到不少暴力黑暗元素，要是拍成电影，内容肯定会受影响。

　　业内人士认为，现在国内导演大多本身能力就不够，既要追求商业市场，还受到创作上的限制，改编名著是很难出精品的。

文学改编厚古薄今非好事

　　前不久，华人导演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第三次夺得奥斯卡小金人，引起国内电影界的热议。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李安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大部分改编自文学作品。《卧虎藏龙》、《理智与情感》、《色·戒》、《断背山》等影片的前身都是经典文学名著或当代名作，从武侠小说到经典名著、哲理小说，类型跨度极大。他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既没有抛弃原著的文化内涵，又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成就很高。

　　相比之下，内地导演在羡慕李安电影成就的同时，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认真对待文学作品。从2002年中国电影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很多电影人都瞄准了古典文学名著和经典题材，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像《卧虎藏龙》、《理智与情感》这样的作品。大家竞相模仿的是张艺谋的《英雄》模式，用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拍古装大片，追求视觉效果，却忽视了经典题材的文化内涵，拍出来的往往是不伦不类的作品，赢得了票房却输了口碑。

从改编文学名著的角度来说，中长篇小说最适合拍成电影。

　　但与西方文学经典名著不同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数量并不多，比较多的倒是史传、传说等传统题材。中长篇小说是近现代以来才发展起来的文学门类，数量也以现当代文学作品最多，但由于尚未完全经典化，影响力往往比不上古代经典。

　　国内制片方目前仍然更青睐古代经典题材，看中的就是这类题材的市场影响力，而且，改编古典题材也很少面临审查的风险。

　　事实上，近些年来，不管如何篡改、编造、戏说经典题材，这类影片总是能够顺利上映。相比之下，国内电影人改编现当代文学名著的热情不高，基本上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实际上，相对于古代经典题材，现当代文学名著更值得用电影来表现。因为现当代文学作品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反映的是当下社会的人性，更能够与观众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交流。导演、编剧改编当代文学作品，可以把自己对当下的切身感受、对人性的理解，与文学作品融会贯通，相互碰撞、激荡，最容易拍出好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不乏改编自当代文学作品的经典之作，《活着》、《红高粱》等都是这类作品，而改编自古典文学名著的经典影片却几乎未见过。

　　对电影创作者而言，改编当代文学作品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更需要眼光和思想。当初，《红高粱》、《活着》被拍成电影时，这两部小说还算不上名著，但导演张艺谋确有发现作品价值的独到眼光，能让电影和小说相互辉映。然而，今天的电影界跟文学却很少互动，很少去真正关注现当代文学作品，更谈不上发掘未来的文学名著了。

　　他们更多地被流行趣味所吸引，比如陈凯歌的《搜索》就改编自网络小说，张艺谋改编畅销小说《山楂树之恋》，也已失去当年的敏锐。更多年轻导演选择自编自导，对当代文学作品甚至不屑一顾，对电影和文学来说，都是一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