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贾平凹及他的长篇小说新作《极花》备受关注。

　　《极花》写了一个被拐卖女孩的遭遇。作品不仅保持了作家的既有水准，而且在写法上有所创新。小说从女孩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男性家庭开始，用全息体验的方式叙述女孩的遭遇，展示了她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这部作品从拐卖人口入手，真正关注的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冲击力。是贾平凹创作中又一特色鲜明的作品。

　　小说主角胡蝶被拐卖到西北乡村并怀孕生下儿子。她历经磨难之后被解救，可回到城市，胡蝶难以接受周围人对她的评判和非议，也无法割舍与儿子的亲情，无奈之下选择重新返回山村，回到曾拐卖她的“丈夫”身边。“拐卖妇女”是一个痛感极强的现实题材，但也是因为它与现实联系紧密，造成它容易引起巨大争议。

　　网上的批评主要针对媒体采访中贾平凹的一句话“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也有评论认为贾平凹对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是一种“自相矛盾而荒诞的行为”。这并不是贾平凹第一次因为作品描写女性被批评。贾平凹曾表示，“当年《废都》出来的时候，他们老批判我，我很委屈。我对女性是最好的。况且书里写的情节不能和作家自己的事划等号。对于关怀女性命运，同情女性这方面，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不能说你写女人的什么就是对女人的不尊重。我是尊重女性的。”

　　文学评论家梁鸿也说：“中国农村男性的婚姻太失衡，我每年回到家乡看到一个又一个啼笑皆非的故事，不需要贾平凹来写。《极花》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恰恰是用色块的方法把我们尖锐的社会问题还原成一个日常形态下这样一个更有力量的碰撞。”贾平凹说：“小说出来以后，有个学法律的人写了一篇评论，他说小说里基本全部人物都在犯罪，贩卖妇女是罪，强暴妇女有罪，解救时暴力执法有罪，全民抗拒解救也是有罪的，用法律上的名词，没有一个不是犯罪。我当时就说，法律是法律，文学是文学吧，看待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近日在一场名为《作为方法的西北》的讲座上，讲述了自己对于贾平凹小说《极花》所遭遇争议的看法。“就老贾而言，《极花》而言，重要的不是他提出什么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观念谁不知道呢？‘不应该买卖妇女’你到大街上去问，从大街这头到大街那头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说应该，正确的观念都知道。但这个世界不是由正确的观念组成的，如果有正确的观念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个世界就太简单了。一个作家，他的力量，恰恰就在于说，我的中心点不在于北京和上海的咖啡馆，我的中心点就在商洛，就在这一片山里，就在我这个乡村，我是站在这个乡村的内部向世界提问，向自己提问，站在这个乡村它存在的无可争议的正当性上，向世界提问，来阐述、陈述我的所见所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作家才是有价值的。”

　　《橙周刊》专访贾平凹，听听他来谈谈写作与《极花》背后的故事。

《极花》写的是被拐卖妇女的苦难

　　橙周刊（以下简称橙）：贾老师，关注到网上对你的批评了吗？说“贾平凹《极花》为拐卖妇女辩护”，认为你对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是一种“自相矛盾而荒诞的行为”。怎么看待这两方面的批评？

　　贾平凹（以下简称贾）：我没太关注，近期事情太多了，没顾上。作品引起争议是很正常的。在作品中我并没有说过“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这种话，是他们断章取义了。一切评论都要以小说文本为主，脱离小说文本的任意延伸、引申，是可怕的。《极花》写的就是被拐卖妇女的苦难。这完全是对作品的误解。

　　对于当下农村，我确实怀着两难的心情，这不是歌颂与批判、积极与保守的问题。我就是在这两难之间写出一种社会的痛和人性的复杂。这方面，我曾在“当下我们的写作”一文中做过详细解释。

　　橙：你怎么看文学作品的批评？

　　贾：我还是觉得作品讨论要回到作品本身，而不是脱离作品断章取义去说事。我的教训是在以后被采访时要看看稿子，以免被断章取义、被片面理解。

　　橙：《极花》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贾：写《老生》时，开始构思这个小说，真正动笔是去年夏天，写得也快，七月中旬初稿就成了。我爱在夏天写东西，我又不怕热，跟热气球一样，越热越能飞起来。

　　橙：这本书形式上跟你以前的作品有些不同。

　　贾：《极花》是我最短的长篇吧，集中写了一个女人被拐卖后的禁闭的情况，它不可能写得长，把事情说完就行了，虚张声势的东西没有必要。开始我想起码有四十来万字篇幅，但写着写着，感觉不是我在写了，是她、是胡蝶在唠叨，完全听她自言自语。她在说，又好像周围有一个人，她在对那个人说，那个人是谁？是读者，是社会。她说完了，故事也结束了，16万字，是我长篇里比较短的。

城市怎样肥大了而农村怎样地凋敝着

　　橙：我知道这本书的来源是有真事的。

　　贾：我老乡说过，解救女儿时他去过那个村，在高原上，风头子硬，人都住在窑洞里，没有麦面蒸馍吃，他说他能想象，娃当时都受了些啥罪。你想，他女儿当时被骗上车后，发觉情况不对时想反抗，结果被打，被强暴，被威胁着要毁容要割肾，人贩子还当她面跟买主讨价还价。卖到当地以后，人家把她用绳拴起来，有专人看管，一年半就没让出窑，然后是强迫生娃。

　　我最初听到，也曾非常激愤和悲哀，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后来知道了更多详情，感受就很复杂。解救时，他们被当地村民疯狂地追撵堵截，村民高喊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老婆？买来的十三个女人都跑了，你让这村灭绝呀？！静下来想想，恐怕这种地方、这些情况，还不止一处两处，它背后肯定有深层次原因。那里的人为啥要买媳妇？为啥又不断有人被拐卖？现在很多农村，所有能行的男人都出去了，年轻女的也都出去了，留下的大都是些没技术、没资金的男人，根本就娶不上媳妇。农村，男的出去后还可能回去，女的一旦出去了，基本上就没有再回去的，一个村一个村，没有女的，男的都是光棍。这样下去，村子是不是就快消亡了？这也是个严重的事情，但谁来管？

　　写这本书前，我没给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一想起来，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写《高兴》时，我一个在西安打工的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山西，警察解救她的那晚，我一直关注着，孙见喜也知道这事，我俩守在电话机跟前。直到半夜了那边打电话来说解救成功了，他们正往山外跑呢。后来才知道详情，当地人撵呀打呀，那比电影情节还紧张。当然，这本书重点不是写警察怎么解救，这种案件在中国太多太多，别的案件可能比拐卖更离奇和凶残。我关注的是城市怎样肥大了而农村怎样地凋敝着，关注的是怎样去挖掘当地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

　　以前听到拐卖妇女儿童之类，我觉得非常遥远。直到老乡女儿的遭遇，才让我觉得，这些事就在身边，有时在街上走，会注意到贴着好多寻人启事，才意识到有那么多妇女儿童失踪了，有时盯着人群看，也不免会怀疑起某个人，亲戚带着小孩来看我，送他们走时，我会反复交代把娃一定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