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课本上是有提到过孔尚任的。介绍这位著名剧作家的成就时，《桃花扇》是必不可少的一部作品。因为侯方域、李香君的缘故，《桃花扇》与商丘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商丘，侯方域、李香君的故事不仅仅是文保单位讲解员讲解时必提的段落，更是百姓乐谈的民间故事。

　　大家都熟悉《桃花扇》的故事，却少有人能了解《桃花扇》背后的创作故事。这次，刘秀森老师就为我们带来了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前因后果。

　　《桃花扇》缘起明清更替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山东曲阜人，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孔尚任自幼聪慧，因为是孔子后裔，家庭的传承和熏陶使他从小便喜爱读书，对孔子创立的儒学深有研究。他出生的时代，清朝刚刚建立不久。当时，汉人和满人之间存在着对立情绪。

　　举一个小例子。汉人自古就对发式十分看重，《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后，头发除了必须的修剪，其余时间是不可以随意剃除的。汉族的传统发式，是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而兴起于东北的满人的风俗完全不同。满人男性的传统发型是剃除四周的头发，把仅留的头发编成辫子垂于脑后。

　　满清推翻明朝建立清朝后，对汉人推行剃发易服令，强迫汉人变换为满人发型并穿着满人服饰。在清廷看来，剃发与否是汉人归顺与否的标志。为了推行剃发易服，顺治二年的六月十五日，顺治帝再次颁布“剃头令”：京城内外，限10日内完成剃发；各省自诏令到达之日算起，亦限10日，官军民一律剃发，迟疑者按逆贼论，斩！“剃头令”的口号非常明确：“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不说别的，仅仅这一条“剃头令”便令多数汉人难以接受。思想还没有从明朝氛围中蜕变出来的汉人本就心有怀念，在清廷推出严酷出格的“剃头令”后，这些汉人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全国不少地方，特别是江南广大地区开始有人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进行反清斗争。即使是在清朝完全控制的北方，以一些旧官吏、有功名人士为代表的群体依然在幻想“复明”的可能。孔尚任的父亲孔贞璠、族兄孔尚则和孔尚达等就都属于这个群体。

　　孔尚任的家人经常谈论对清朝的不满。孔尚任从小便接触到了不少南明遗事。南明，就是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由福王朱由菘在南京建立的明朝朝廷。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说，他的族兄方训公（孔尚则）是崇祯末年南明部司的官员，他的“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曾经因为避乱而到南京孔尚则那里居住三年，对朱由菘的南明遗事十分了解。回到家乡后，他曾数次向孔尚任讲起这些事情。“独香姬（李香君）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书童）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本末》）于是这些故事引起了孔尚任对明朝灭亡的思考，他感叹说：“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近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基业者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孔尚任《桃花扇小识》）感慨之下，他有了创作《桃花扇》的冲动。但南明历史是他没有经历过的，在文学创作中属于生活底子不够。他自觉对当时的所闻所见太少，担心所写与历史不符。于是数次动笔，却没有写成。

　　为创作亲访遗民

　　任积累起来，成为了创作《桃花扇》的宝贵素材。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冬，孔尚任找到了旅居扬州已经80岁高龄的冒襄（辟疆），并邀请他参加了自己到扬州后举办的第一次诗会。后来，孔尚任与冒襄频频接触。冒襄也为遇到孔尚任心情激动，曾不远数百里到孔尚任在兴化的寓所与其交谈，并同住了30日。要知道，冒襄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明朝时江南的大学士，不仅亲眼目睹了南明的灭亡，而且在弘光时期直接参与了与马士英、阮大铖一伙的斗争。南明时期，冒襄到南京应试时，与商丘侯方域关系密切，对李香君也比较熟悉。冒襄和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4人被世人称为“为天下持大义者”的“四公子”，与马士英、阮大铖一伙有过激烈的斗争。自然，冒襄对南明兴亡的感悟要多于别人。

　　孔尚任给冒襄的信中，孔尚任的《湖海集》和冒襄的《同人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交往的一些细节。冒襄向孔尚任倾诉当时的经历，孔尚任听得如痴如醉，经常是“高宴清谈，连夕达暑”。冒襄明白孔尚任要以南明兴亡为题材创作戏剧的意图后，尽全力满足孔尚任的需求，不仅就自己的经历给孔尚任提供了大量素材，而且在一些观点上也给孔尚任指点很多。他还把自己的著作和自己保存的一些资料给了孔尚任。孔尚任因此说自己“受教良多”。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初夏，孔尚任又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南明王朝兴亡始末的目睹者，守前朝节操而“睥视公卿，气势峥嵘”的杜浚。孔尚任《湖海集》卷十一《与杜与皇》中记载，两人一见如故，“痛饮至夕”，杜浚“借酒杯以淹其时”，向孔尚任叙述了“欲吐不了之衷”，也就是他痛快地说了关于南明灭亡一事想向人诉说而不敢向人说的话。杜浚的衷肠之语激发了孔尚任很多的感慨。

　　为了了解更多素材，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秋，孔尚任从扬州去南京，特意到栖霞山白云庵拜访了张瑶星。张瑶星对明清易代十分感伤，对明朝的灭亡百般惋惜，常常夜哭长号，说起当时的事和自己心中的忧愤，悲叹不已。孔尚任在《桃花扇》中，不仅把张瑶星实名写了进去，还借张瑶星对南明兴亡的总结，抒发了自己的创作意图。

　　在南方的这段时间，孔尚任还遇到了时任江苏布政使的宋荦。宋荦是商丘人，更是侯方域的学生，同时也是侯方域、贾开宗等人创办的雪苑诗社的成员。宋荦绘声绘色地向孔尚任讲述了侯方域的故事。孔尚任大为激动，说：“闻牧仲（宋荦）谈朝宗（侯方域）事，令人神往。”

　　一筹莫展之中，历史给了他人生的机遇。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冬，康熙帝到曲阜祭祀孔子，当时37岁的孔尚任被众人推举，成为为皇帝讲经的人。也就是这次机会，康熙开始赏识这位对孔学深有研究的孔子后人，于是对其破格提拔，任命其为国子监博士。

　　当时的孔尚任对康熙皇帝十分感恩，他曾表示：“书生遭际，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但这些并不能改变他在儿时受到的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思想。

　　一年后，康熙帝令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去淮扬疏浚下河。这一次，孔尚任得到了充实写作素材的机会。

　　孔尚任到淮扬后，下河疏浚工程因故不能顺利进行，他就乘隙结交当地文人墨客，并与一些明朝遗老谈论明朝兴亡。泰州的黄云是孔尚任最先拜访的人。黄云曾做过明朝小官，有着很重的反清思想。在他的介绍下，孔尚任认识了很多避世隐居的明朝遗老。这些人见身为孔子“圣裔”和清朝官员的孔尚任热衷南明遗事，有了遇知音的感受，便主动与孔尚任叙谈往事。于是，他们的讲述被孔尚

　　《桃花扇》折射南明兴亡

　　在南京期间，孔尚任游历了秦淮河、清溪，凭吊了明朝的故宫，拜谒了明孝陵，拜访、结交隐逸之士，所见所闻，感悟极深。3年中，孔尚任受到了明朝遗老思想的潜移默化，熟悉了南明都城的环境，再加上出仕前所受的影响，使他对明朝的灭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真正明白了“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无限的感慨使他“一半冷浮名”，下决心完成《桃花扇》，将“南明兴亡”“系于桃花扇底”，以“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在扬州期间，孔尚任开始着手进行《桃花扇》的创作，但没有完成。返回北京后，他曾升任户部主事。当时官场的险恶令他感慨颇多，于是淡泊于为官，对文学的喜爱随之炽烈起来。与顾彩合作一部《小呼雷》之后，他便埋头完成以南明遗事为题材的《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52岁的孔尚任终于完成《桃花扇》。消息一出，就有许多人找他，要先睹为快。这些人还纷纷传抄，甚至“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后来该剧在北京上演，一时朝野轰动，孔尚任名声大噪。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描写的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结局是出家，却没有写很多商丘人熟知的那段故事——侯方域带李香君回商丘。这是为何？原因很简单，侯方域带李香君回商丘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李香君从未到商丘。这一事其他人可能不了解，或者是说假话，但侯方域自己是不会胡说的。他在《答田中丞书》一文中说：“仆至来金陵也，太仓张西铭偶语仆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有风凋。’仆因与相识，间作小诗赠之。未几，下第去，不复更与相见。”

　　这里的田中丞便是田仰；中丞为巡抚的别称；仆是旧时对自己的谦称；伎同妓；张西铭即张溥；语为告诉的意思；落落意豁达、开朗；风凋指品格；下第去，指侯方域落第返乡；更意为再。翻译成白话再读这段文字，李香君来没来商丘是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