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简《系年》看《春秋》“始隐”问题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宁登国
发表于: 2023-07-25 09:42
《梅》 白世元 15岁
儒家慎始。经书开篇,大都寓意颇深,统摄全篇,如《诗》之《关雎》、《书》之《尧典》、《易》之《乾》《坤》。至于《春秋》为何自鲁隐公开始,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1年,清华简《系年》的公布,为解开这一谜题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新的视角。《春秋》始于隐公,实是源自西周末期“二王并立”开启春秋各国乱局,霸权迭兴,孔子乃拨乱反正,笔削《春秋》,以寄尊王之大义。
在清华简《系年》公布之前,平王东迁前后存在的“二王并立”分裂局面,仅在《竹书纪年》中有简要记载,对于其引发的历史影响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系年》的详细记载,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愈发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娶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
由此可见,西周末期“二王并立”包括两个阶段:先是“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即幽王与平王宜臼之并立,一度引发幽王围攻宜臼的战争;幽王死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即幽王弟携惠王余臣与平王宜臼之并立,直至“廿又一年”(前750)携惠王被杀,分裂动荡局面持续24年之久。但是携王被杀,平王赢得王位,并没有带来周王朝的繁荣和稳定。相反,上梁不正下梁歪,开启于西周末年的“二王并立”这一政权分裂的混乱状态,在春秋初年各个诸侯国内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纷然淆乱,动荡组合,上演了一幕幕“二君并立”终至胜王败寇的杀伐事件,开启了一个“天下无王”的风云变幻、霸权迭兴时代。
正是鉴于春秋时期王道衰微,王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于世,孔子忧惧而作《春秋》,欲以明王道而垂后世,彰王化而治乱世。对于孔子因“天下无王”而作《春秋》之旨,自孟子首揭“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后,学者大多赞同此说。宋人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宋人孙觉《春秋经解》亦云:“《春秋》之作,以天下无王而王政不行也。故天下无王,则《春秋》书王以正之前;王政不行,则《春秋》微周以见其意。”不过,这里的问题是,既然周王室自幽王时已威信不再,那么,孔子伤叹“天下无王”而作《春秋》,为何不从幽王时期的鲁孝公开始,却要从平王之末的鲁隐公开始呢?
对于理解这一疑点,《公羊传》一段话,至为关键:“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也征引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因此,拨乱反正,非常精当地揭示了孔子编修《春秋》的真正用意。下面就“拨乱反正”这一关键词语结合史实作一分析。
首先,对于“乱世”的界定,《论语·季氏》篇孔子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孔安国解释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始微弱。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始于隐公。”这里,孔安国细致地划分了两个时间节点,对于我们认识《春秋》“始隐”问题很有启发:他根据孔子判断天下“有道”“无道”的主要标准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是“自诸侯出”,认为平王东迁(前770)前后,虽然经历一段“二王并立”、天下无王的阶段,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仅仅是周王朝“微弱”的开始,还没有达到礼乐征伐王权的完全丧失。真正步入纷争无序的“天下无道”阶段,却始自近半个世纪以后的鲁隐公元年(前722)。因为这一方面与孔子本人所划定的“十世希不失”的时间起点相吻合。自鲁隐公僭礼乐灭极,至鲁昭公出奔,恰为十世,也就是说,自孔子所处的昭公时期向前推十世即为隐公时期;另一方面,各诸侯国纷纷效仿周王朝“二王并立”、擅自征伐的历史事实,也大都在隐公时期(前722—前712)集中暴发,如前724年,晋之曲沃庄伯弑晋孝侯;前722年,郑庄公之弟段作乱;前721年,郑伐卫,开春秋时代某诸侯征伐他国之先河;前720年,郑侵天子田;前719年,卫联合宋陈蔡伐郑齐,开创了诸侯联合伐某国的先例;前718年,卫州吁弑其君桓公;前712年,鲁公子翚贼杀隐公。这些无视王权、诸侯内讧的“无道”乱局均集中发生在鲁隐公时期,而孔子以《鲁春秋》为纲修史,因此《春秋》断代自然始自隐公。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也说:“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贡赋之职不奉,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礼乱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历孝逾惠,莫能中兴,播荡陵迟,逮隐而死。夫生犹有可待也,死则何所为哉!故《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侯之命》而绝,《春秋》自隐公而始也。”宋人萧楚《春秋辨疑》也说:“《春秋》书诸侯盟会侵伐,见天下大政自诸侯出,此《春秋》所以自隐公而始也。”
其次,“反之正”,意指寻求使乱世恢复正常秩序的良方。《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修《春秋》不仅仅是揭露“邪说暴行”“善善恶恶”,使“乱臣贼子惧”,更重要的是究乱世之根源,觅治世之良方,使天下回归正道。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指出春秋乱世的根源在于“失其本”,在于定于一尊的王权衰微,在于维系人伦纲纪的礼乐崩坏,故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孔子将隐公置于《春秋》第一公来写,不仅仅着眼于隐公被弑,春秋乱世的大幕由此拉开,还有一层更深的意蕴,那就是张扬隐公礼让精神,为混乱世道树立一贤君楷模。对于隐公“礼让”之德,“三传”均表认同。《公羊传》:“凡隐之立,为桓立也”,明确表示隐公摄位,就是为了桓公将来能即位当国。《谷梁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左传》解释《春秋经》元年不书隐公即位的原因是“摄也”,并特别补叙了隐、桓嫡庶之由来以说明“隐公立而奉之”,突出隐公虽行国君之政,实则意在奉桓公为君。事实上,隐公在位十一年间,不仅时时牢记摄位之名分,而且处处遵循周礼之规定,捍卫周礼之尊严,如居摄不行即位之礼;父改葬不临哭;母没不赴;大夫众父卒不与小敛等等。对于如棠观鱼的违礼行为,事后对曾经谏阻的臧僖伯深表痛悔,并“葬之加一等”,加一等级安葬僖伯。《左传》将“让”视为礼的核心要义:“让,礼之主也。”孔子也主张礼让治国,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左传》中,礼作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国纪朝纲,成为评判或裁定事件是非曲直的最重要标准,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左氏》善于礼。”“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而春秋乱世最大的特征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也就是对周王朝礼制的僭越和破坏。孔子“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否极泰来,以使每况愈下的乱世重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有序的“王道”社会。因此,《春秋》开篇,极力突显隐公摄位之诚,礼让之举,改过之德,实在是欲在乱世泥淖中托举一朵白莲,树立一道德标杆,尊王崇礼,补弊起废,寄世一希望,予人以力量,此乃“始隐”之微义,“反正”之宗旨。这与孔子删《书》始自《尧典》,述《易》效法天德,实乃异曲同工,旨意相类。
至此,孔子修《春秋》始自隐公元年,存在三个参考维度:一是自无道之君周幽王开启的父子兄弟相争,二王并立,直至东迁后王权式微、号令不行的“天下无王”横向历史维度;二是鲁隐公时期集中爆发的各诸侯国内乱不断、相互征伐“二王并立”局面的纵向历史维度,开启春秋霸主角力中原的序幕。三是鲁隐公摄国谦让,在乱世之中竖起一个遵守礼法的标杆,这是个虚设的道统礼法维度。这犹如一个历史坐标系,天下无王的历时坐标、政出诸侯的共时坐标与鲁隐公摄国谦让的道统坐标,都在鲁隐公时期交织汇集,形成突出的历史转折点。“《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修《春秋》,意欲“拨乱世反之正”,“以当一王之法”,既要“采善贬恶”,据史直书,以史官的实录精神真实地再现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天下无道”的乱世,又要以为王者师、为民立命的勇气和担当传承文王、周公所开创的礼乐文化传统,希冀端本正始,尊王重礼,重塑尊卑有序的和谐社会秩序。因此孔子据鲁史修《春秋》,始于隐公,于势于理,皆当然耳。
(作者:宁登国,系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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