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写作与精神谱系

李伯勇

　　一

　　不管有没有意识到“走向世界”或“我即世界”，在全球化情境中，小说写作尤其长篇小说写作，是有其精神谱系即精神传统的写作，就是说，我们是在一定的精神谱系进行接力式写作的，这又等于说，此精神传统已然在长篇小说长河中存在，它先于我们写作而存在，正所谓“我们属于传统，而不是传统属于我们”。

　　只要我们写作（阅读），我们便置身于这条长河，问题是我们作者如何体认它，并有机地融入自己的写作中，作出自己的个性表达，也有机地融入这条长河，从而在拓展长篇小说长河中延续此精神谱系。这种个性表达，不仅指语言、技巧和风格，更是指作品中人物和作品主题所负载的当代性的时代内涵，因为作品中人物不一定生活在当代，而作家在当代写作，就一定会通过人物赋予作品以当代的思想和情感，作品所体现的思想高度和情感深度，往往是作家基于当代认识的一种折射。

　　当然也有着这样一种情形：作品实际达到的思想高度高于作家写作时的认知水平。真正的文学经典就有这样的特征；这是文学长河屡见不鲜的现象。这里固然有着后来时代的读者（研究者）根据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敏感点和认识水平所激发，发现了作品超越时代的思想内涵，但作品本身的开放性——基于思想的深刻性激活性延展性而导致作品内容的敞开性是第一位的，是基础。那种“盲人骑瞎马”——一不小心就成了经典的文学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跟那种靠非文学力量把某部作品奉为经典的奇迹一样，都是靠不住的。这只能说明，作家真正潜入又能超拔他所处的时代，他情感和思想的触觉被充分搅动——冥冥中承接了不是显学的古远文化传统，对时代涌现鲜活的感觉和感悟，通过人物和场景昭示着既是当代也是未来生活的一种精神样式，有些他是自觉地写入作品，有些则是无意识地写入的，作家的“无意识”恰恰成了后来人的“有意识”（跟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一致），作品拂除了岁月的尘封而依然新鲜，也就接通了长篇小说的精神之河，作品本身也成为这条精神之河的有机组成。

　　当代性是接通长篇小说精神之河必需路径，是其精神谱系的础石。

　　二

　　可以说，长篇小说里流淌并展现着民族的、人类的精神的长河，而作家是此“精神”承接者拓展者。作家的生活位置和由此位置产生的社会与情感认知是其关键。

　　生活位置就是生活在何处，居于社会的何种层次，以及具体的生活情境与状态，位置决定情感，位置的变化必定导致情感——阅世的变化，位置也就决定情感的深度和力度及方向。

　　在前现代和前互联网时代，生活位置对于一个作家至关重要，比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阿Q正传》作者鲁迅，《安娜•卡列尼娜》作者托尔斯泰，《罪与罚》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印度三部曲》作者奈保尔，《大地》作者赛珍珠，如此等等，这里又可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一是生活情境，家庭和个人生活由盛而衰、由富贵自许而贫困潦倒，冰炭两重天，二是经历多种多元的文化洗礼（冲击）而再遭遇某种生活，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凭藉抵达某种极致状态的生活和精神之境，而抵达了时代的深处——时代的精神核心即高度。所表现的形象和作品的书写就有多重文化的交集，作品的内涵便繁复起来，既向着时代也向着未来敞开。

　　这里对赛珍珠和她的《大地》被再认识已成事实，不妨多说几句。

　　赛珍珠是个美国人，20世纪初期在中国生活多年，美国当然是她的精神背景，她“根据她在（中国）田间地头的所见所闻，塑造了《大地》中的王龙、阿兰等男女形象，证明中国人同样有欲望、有追求、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在他们那一张张受尽煎熬的面孔里，蕴藏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生命力量。……结果，不是由我们中国作家来表现了中国人的正常生活追求，反而由一个外国作家发现了中国人的正常欲望及其合理性。……在西方世界普遍歧视中国的时代里，赛珍珠的贡献在于能够从传统农民的身上发现中国精神……”（孙宗广 刘锋杰《赛珍珠：如何表现中国精神？》，载《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应该指出，对《大地》作出这样评价是近几年的事，在《大地》问世后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革命意识形态即左翼思潮主导下，都是对赛珍珠和《大地》进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丑化中国农民”、“攻击中国革命”一类严辞批判，政权易手后，在社会生活层面，中国大陆还进行轰轰烈烈为时30年的农民集体化——人民公社运动，更是以阶级话语相统摄，改革开放——直到近年，才在“民族本体”“中国精神”层面，加以重新认识，也就是阶级话语独尊的语境不复存在了。

　　这意味着，《大地》所昭示的反映中国精神的长篇小说及精神指向在数十年里被否弃、被消失，今天得到重新确认，反证了此前与之对立的张扬的革命意识形态（包括阶级话语）的长篇写作，并不符合或缺少和缺失“民族本体”和“中国精神”，还反证了出自外国作家之手的以描写中国人情感命运为依归的作品能够进入中国民族和中国精神的文学书写的精神谱系。

　　这还等于说，赛珍珠这样一个美国人（外国人），她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生活位置，也可能写出深刻揭示中国精神的作品，这跟有着域外（英国）生活背景又写出具有深刻印度精神作品的奈保尔同一精神谱系，世界长篇小说长河已确立了这一精神谱系——精神样式（赛珍珠奈保尔分别于1938和2001年获诺贝尔奖）。这又等于说，尽管我们由于历史的原因一度无视并拒绝它，它依然存在，凭藉长篇小说长河，这种“精神样式”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对此再认识就是证明。

　　还应该认识到，《大地》这样的作品与“中国格调”的作品是相通的，同样构成了全球化之下中国长篇小说的一个源流。

　　所以，作家“生活位置”既是具体的，又是宽展的，还包括其国度和时代的精神背景，我们也就能够解释，有大量的作品能够证明，即使有冰炭两重天感受世态炎凉的生活阅历，所写出的作品也不一定能成为长篇小说精神长河的有机组成。

　　三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像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这个“乡下人”一辈子着笔于约克纳帕塔法县——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 “他的十八部长篇小说及数十个短篇小说，向世界人民发出了一个有力的、独特的声音，它们不是美国南方社会的调查报告，而是充满激情地记录了人类生活、人类价值、‘永恒的真实感’……另一个原因是福克纳对人类生活的深刻看法，他所深信不疑的那种乡土人情观念和人类可以团结一致沟通思想的看法。”（斯通贝克《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85）福克纳没有过由盛而衰冰炭两重天的生活，正如该书“编后记”说的，“他对生活的刻画与反映是多层次与有深度的，从他的作品中是可以察觉出时代的精神的……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南方二百年来各个社会阶层若干家庭几代人的命运。”“他笔下常常出现南方种植园主家庭飘零子弟的形象，而他们的苦闷、他们的那种没落感和负罪感，与作者以及作者的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一般敏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是息息相通的。”

　　不能忽视，作为精神大背景，开放的美国生活使福克纳的文学坚守能够持之以恒，其文学之果既是他个人的，也是美国的，当然也是全人类的。这样的精神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开放的美国生活在物质上能让福克纳持守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以他文学书写为主轴的生活方式也只是约克纳帕塔法县诸多生活方式的一种，无须张扬；二是开放的美国生活在精神上使福克纳在思想上不断保持活力，他所书写的人和事更加深入和独特，具有美国民族的精神症候，也更具有人类生活人类价值的普泛意义。

　　一定程度上，21世纪的中国作家跟当年福克纳的生活和精神处境相近，深挖并表现我们身边生活是可能的。

　　四

　　对于作家，生活位置还有外在和内在之分。同样是经历血与火、生与死的炼狱，大多数人只是有此经历而已，往事不可追，他们只是一声叹息，或者藉此可以获得可观利益（物质的和名誉的）的回报（比如平反和“加冕”），他们就会按给利者的要求，刻意美化或丑化那段生活——包括刻意遗忘，表白自己的忠忱或叫脱胎换骨重生，这都是外在的生活，或停留于外在生活，或阉割和扭曲自己的内心生活以符合外在生活性质的理念，作者的形体出现在那种生活中（尽管发出疼痛的呼喊），而其心灵已趋于麻木甚至枯死，作者外在于这样的生活，成了对这种生活“不敢相认”的看客。

　　这种看客性质的生活还包括某些下乡或驻乡的工作者，作为作家，他们的“内在生活”只是把现实中带有体温的人和事如何与上头政策揉合，并作出符合政策和政治理念的艺术表达。当然给利者根据相关资源的掌控程度，在或小或大的范围给予褒扬，自然会产生“外在性”的评论家，在这样评论家的参与下，甚至把这种“外在”的作品尊为引领人心和民族的经典，但并不能改变其人其作“外在”的质地。在这个意义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创业史》《艳阳天》这一类作品只能是一时经典而不是持恒经典。

　　因此，内在的生活就是身心在场精神在场的生活，有灵魂的生活，作家的灵魂与人物的灵魂相汇通，在此基础上方能成就一个作家及其作品。赛珍珠的例子和福克纳例子又可见证，即使在异域和乡下——在别的一隅之地，人都可以拥有内在生活，非如此就写不出有灵魂的人物、有深度的作品。

　　五

　　从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创作品质的高下，又能见识其内在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同是现实主义——诉诸灵魂的作品，也有着诸多差异。只有那些或主观或客观吸纳和融会长篇小说精神传统，并在思想、结构、形式和细节上浑然体现于作品的作家，其内在生活才有可能汇入长篇小说的大河而保存和闪亮，对于长篇小说写作，这种内在生活才是有价值的，对人类精神才具有促进作用。某种程度，这种内在生活也就形成并融入人类文明精神。

　　但是，内在生活不是自然而然地拥有，它需要作家由浅入深地感觉某种精神氛围，他也需要这种精神氛围涵养自己的内心。这种精神氛围很可能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或制约，比如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尔捷斯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他们又是怎样坚持“内在生活”的？换句话说，他们是怎样营造“内在生活”的精神氛围即精神支柱的？很重要的一点，对这些俄国作家来说，就是自觉地从俄罗斯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和热力，成为自己的精神定力。这种定力的形成过程就是作家对自己刻薄的过程——他有可能失去生活的一切（名誉更不要说了）。当然对有的作家（如帕尔捷斯纳克），事后在现实生活中会做某种妥协，会发违心的“声明”，或者说他率真地认为他的写作不是与现政权对抗，他只是表达对生活的一种认识，但是其人的作品已把他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与长篇小说精神传统的连结和拓展，全部浇注其中，因为在他内心积极参与的生活里，他心灵的涵养——作品整个人物和情境的涵养，已经为长篇小说的精神传统所笼罩和滋润，而形成了类似“太空罩”的稳固空间，外面的气浪或风暴很难施加影响，于是他在这种相对持恒，能与长篇小说精神传统接榫的气氛围中，写出自己想写的作品。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非职业作家的俄罗斯医生茨普金写出了被文学史上十大被遗忘杰作之一的长篇小说《巴登夏日》（这部小说是在伦敦街头的小书摊被外国人苏珊•桑塔格发现的）。

　　应该说，正因为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强大，才使斯大林极权时代的俄罗斯（苏联）仍有着书写富有俄罗斯精神的长篇小说的空间，这样的作家不时出现，俄罗斯长篇小说的精神谱系也就延续下来。这也说明，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或叫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像我们中国人所经历和所想象的彻底反传统（苏联时期保持芭蕾舞《天鹅湖》，出版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就是明显的标志）。从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一书，我们可以从社会思想层面更加看出俄罗斯思想既在国内也在国外一直处在激活状态。索尔仁尼琴做了反对革命极权、回归俄罗斯文化传统的顽强的文学努力。

　　在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长篇小说精神传统的国家，其“传统”像空气和雨水滋润着社会，作家更是受益，好像中医世家的子弟较容易师承中医，他们对现实中人的命运和社会现象，更有文学的感觉——在心灵产生碰撞，而且一旦进入写作，其起点更能与文学先贤——精神传统对接。同时，一般的读者因受文学传统的熏陶，文学审美的平均水平较高，他们也较能品鉴和接受那些甚至传统而又创新的作品，这是潜在的受众。不管作家是否具有鲜明的“为读者写作”的意识，在他的潜意识里，是有这样的受众的，他相信自己的作品一定会被读者赏识，他的思想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作家都是为未来——确立作品中所昭示的精神样式而写作，他活在当下（当代），又以自己的作品等待未来。

　　相形之下，我们长篇小说的精神传统则隐没或稀薄多了。

　　六

　　确切地说，只有文艺复兴以降，确立了以人为中心，即长篇小说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身，也就建立了其精神传统的新起点。俄罗斯因傍近欧洲的地利而较早受惠。当然，对于一个特定作家，他又受着本国文化传统的滋润，在思想上实现了文化传统与现代人文精神的衔接。所以，一个国家可以有着中世纪的专制特点，但它的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可以是现代的、人性的，具有人类精神。凡建立了长篇小说精神传统的国家，其专制的稳固就受到动摇，人们往往把一种国家体制的更换归于“物质的力量”（比如柏林墙的倒塌），其实是有着人的精神觉醒的民族朝着未来的心灵共振，这在长篇小说里体现得很充分。

　　但是我们不能归于长篇小说本身具有颠覆社会的政治能量，只不过是长篇小说以人物和情感贯穿社会的方式全方位地提供了生活更替的“精神证词”。人类生活需要长篇小说这一精神样式所提供的“精神证词”。

　　那么，在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流转的便捷，瞬间可以从世界中心传到世界角落，巧能补拙，作家的生活位置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谓“中心”并不必然具有优势，所谓“边缘”并不必然处于劣势。

　　长篇小说的精神谱系并不仅仅指我们一般认可的人文精神，而是指融思想、语言、结构（形式）及其细节为一炉的有机元素，其最终体现当然可以概括为人文精神，但没有前面的若干元素做支撑，人文精神也就无法矗立。于是谈长篇小说的人文精神，不如谈精神谱系及其有机元素。这方面作家评论家谈得不少，特别在“有机元素”上，却偏向于写作技术或技巧，以为专攻技术或技巧，运用形式和语言，以及生活细节，印证某种“思想”，人文精神也就自然而然敞现，一部长篇小说便有了价值，这一浩大工程也就完成了。

　　事情没这么简单，开头提到的诸如作家所置身的精神传统、作家的生活位置和拥有内在生活的问题，同样存在，而且更显豁了。

　　所谓“置身于这条精神长河”，有着作家的存在意味（我存在我思索，我写作才是一个作家）。对于一个具体的作家，他即刻写作，他有他具体的大环境和小环境，还有在即刻写作时所遭遇的微环境，这些足使他的精神之流改变方向，当然有的作家不改初衷，继续朝着他基本确立的精神方向拓进，这同样是“我存在我思索”的充分体现。

　　所以，作家不但置身、更要感知这条“长河”。（何止写作，人们的阅读同样置身并感悟这条“长河”。）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许多中国作家，跟这条“长河”相当隔膜，造成了精神上的先天不足。

　　七

　　客观地说，对于中国作家及置身其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感知这条“河”上，多是以文艺复兴张扬的人文精神为背景，或者说被激发，或者说为粘附，这也是事实（这方面鲁迅的批判小说是代表，茅盾巴金很突出，更不要说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连锅端的左翼作家了）。结合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及其群体的产生和思想演变，进而分析，中国长篇小说开始形成传统，鲁迅的小说属于世界文学的大传统，赛珍珠的小说既属于大传统，也开辟“新传统”——新传统的一支， 而沈从文的小说属于“新传统”的另一支，它与赛珍珠这一支比较接近。事实是，由于历史的颠簸，“新传统”并没有形成深厚积淀。拿今天的话说，与其说它既不同左翼也不同右翼的文学传统，不如说它比较真实但非主流地保留了“中国精神”。

　　因而，从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整合出“中国格调”“中国精神”已呼之欲出。

　　应该说，沈从文的文学精神较有这种“中国气质”的浸润。邵滢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一书的附录《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及其批评学价值》指出：“沈从文凭借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作家敏感的直觉能力，对作品予以提超飚发。”“沈从文从来不曾受过系统的学理教育，也未能自觉地拥有哪种理论的武器。如果说独特的人生阅历是其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那丰富的写作实践经验则是他批评仰仗的最大资本……他自己也有意识地保持这种独立性，因为其本人的创作与所谓‘理论’、‘范畴’（李按：这些属于左翼划定）观照下的批评就有严重隔阂。”沈从文只是由直觉感悟、整体把握、描述传达三个层面共构合成的“印象的复述”，恰恰是跟本土化的“中国气质”、“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更为接近。

　　历史的欠缺还得由历史弥补，在我看来，不谈域外，就谈20世纪80年代起伏不已的沈从文热，近年对赛珍珠书写中国精神的再认识，就是一种弥补，一种精神谱系的凸现，在我看来更是一种中国长篇小说精神传统的浇铸，让中国长篇小说传统现身。

　　连结沈从文小说和赛珍珠小说——中国本土化小说，中国历史文化精神提上了议程。时代有这种呼唤，时代也终于产生了这样的回应。最鲜明的，是李建军《“诺奖”的东方想像与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自觉》（《大文学与中国格调》自序，作家出版社，2015）。李文不但破解了中国作家的这种“先天不足”，还梳理并凸现了中国文学（长篇小说）的精神谱系——中国格调中国精神的源泉：

　　“在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实在很难找到哪一时段的文学，像二十世纪的‘改良文学’和‘革命文学’那样雄心勃勃，那样蔑视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那样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学经验；也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像二十世纪的‘新文学’那样对‘旧文学’充满‘弑父情结’，那样在伦理精神和语言文体方面，偏离了‘中国文学’的常轨。”“中国文学有着自己的主体精神，有着自己特殊的品质和风格。可以称之为‘中国气质’、‘中国风度’、‘中国经验’。它以象形表意的汉字，来表现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气质，呈现中国人的心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在美学风格上，它追求中和之美，显示出含蓄内敛、渊雅中正的风貌，是所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在写作的伦理上，中国文学表现出敢真话的勇气和精神，即‘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反讽精神。从人民伦理和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中国文学则表现出同情弱者和底层民众的兼爱精神和泛爱情怀，——从《诗经》的〈伐檀〉的反讽和〈硕鼠〉的抗议，到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同情和怜悯，从杜甫的《兵车行》和《三吏》、《三别》，到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文学精神所绽放出的‘公共性’光芒。”

　　“文学上的公共性，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它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又是一个差异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情感内涵和个性风貌。就其本质而言，所谓‘文学公共性’无非是指一种介入精神和批判精神，要求写作者积极地介入公共生活，以反思、反讽甚至反抗的方式，表现自己对时代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判断、不满和希望。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文学是有着自己的独特而伟大的‘公共性’的。”

　　明白并确立中国长篇小说的精神谱系，正是中国作家创作“我即世界”——主体性自觉的起点，也是有机地汇入世界精神长河的雄健之路。

　　2015年2月3日 初拟

　　2015年3月15日完稿

　　(原载陕西《小说》双月刊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