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阿城很看重业余者。业余者常常是真正感兴趣的人，是不计成败毁誉、始终追寻下去的人，是始终对自己诚实的人，更是这个世界里广泛存在的创造性力量。

　　如果阿城是各种领域的业余者，例如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那他做出了很多专业者都羡慕的成绩。三十年后，他又一次跨界，从文学领域转身投入文物研究领域。我们从来不知道阿城的专业是什么，所以我们永远在猜他的下一步。

　　文学只是诸多爱好之一，而且是过去时

　　至今提起阿城，大家知道的多还是他的小说。

　　80年代，《棋王》《树王》《孩子王》发表，阿城成了炙手可热的红人，评论界、读者好不热闹。阿城自己却不怎么看中这个。他觉得小说就是讲故事，人人都能讲，只是讲得好不好的问题。

　　所以，阿城心里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过作家，他觉得自己只是“三十年前突然有一阵对小说感兴趣。”多年来，不断转移的兴趣和爱好，家里堆满的石碑石像、五金工具、望远镜、苗族乌鸡，还有各种各样的书便是明证。兴趣广泛，偏偏还都做到了极致，按今天的说法，他只是一位写过小说的老极客。

　　阿城家里的陈设实在不会让人认为这是一个作家的居所，倒像个历史学家的居所。

　　一篇对阿城的专访里描绘过他家的景象：“地上零散堆放着各种石像、石碑；从门厅通向客厅的过道，靠墙的左手边是一只长条案，堆放着的什物中最醒目的，是钳子、扳手、螺丝刀之类的五金工具，天井中央有张工作台，似乎是做木工、钳工的活计之用。走廊尽头，一架很老的防空炮瞄望远镜和两台老式摄影机把守在客厅门口；客厅面向天井一侧的条案上，整齐摆放着几排磨制的石器，不知是否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现今主动跟阿城谈起文学，他也兴致寥寥。他喜欢谈苗族人服饰和器皿上的图案是怎么回事，谈苗族人舞蹈里的符号象征，他当年做知青时就对此好奇，这些年来的心血也皆用于此。

　　除了有一副眼镜，阿城与作家实在相差太远。只是，“作家”这个身份或许只是我们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因为他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当年给大众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对他来说，文学只是诸多爱好之一，而且是阶段性的过去时。

　　历史捅破了非常简单，不捅破就只能是千古之谜

　　阿城对中国古代造型史的研究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借着2009年在美院讲课的机会，他把过去研究的成果用逗趣的方式讲了出来。后来，这些讲课的录音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叫《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

　　2016年7月17日，中华书局举办了一场名为“从文物造型看文明的源头”的讲座，邀请阿城来主讲。“我书里的内容不是研究出来的，我不属于学者型的人，我是凭着兴趣和好奇心来写的。”

　　阿城从中国古代的造型史入手。在他看来，考古发掘出的先秦时代的文物上，都有各种各样的造型，这些造型各自还没有很清楚的含义。

　　多年前，阿城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关于新儒家的讲座上，听到一位老先生说，河图、洛书是解决中国文化的关键，由此引发了阿城对河图、洛书的兴趣。

　　他从河图洛书谈起，通过图像符号一步一步解开中国历史的文明密码。“我上小学时我的老师说关于河图洛书的解释都是瞎说，是封建迷信，但其实不是。”

　　“河出图，洛出书”，这在中国是个老话题。其中，河，指黄河，洛，指洛水。河图、洛书是一个久远的传说，而且是为受命者，也就是圣人，是为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的人准备的。

　　阿城认为：“河图的河不是指黄河，是指银河。‘河出图’是表达星象，意指东方苍龙从银河里挺立而起。这是最古老的系统，龙的传人，龙是天象，不是祖先，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河图和洛书，到底是什么东西？样式？功能？战国末期，秦一统中国之后，就处于完全不知道的状况，猜测繁多，河图、洛书真正进入神秘状态。

　　1987年，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个玉版与玉龟。玉龟由背甲和腹甲组成。龟背甲为圆弧形，背上有脊；腹甲略呈弧形，两边与背甲钻孔相应处钻有二孔，中央钻有一孔。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时雕刻玉版夹放在玉龟腹甲和背甲之间。

　　洛书的传说中，都强调洛书是龟自洛水中驮出来的，安徽出土的玉版与玉龟，酷似洛书的传说方式。

　　阿城认为，假如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版真的能与那些神秘的图书建立某种联系的话，那么它就将第一次把“洛书”与神龟连在了一起。玉版夹放在龟甲之中，这个事实和历来最难令人置信的神话般的怪谈却可以相互印证起来。所以历史捅破了非常简单，不捅破就只能是千古之谜了。

　　通过研究发现，在苗族的鬼师服饰图案中，洛书的九宫图与河图的原型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虽然今日的人们已不甚明了这些符号的原始含义，但是这种形式却被忠实地继承了下来。

　　阿城认为，贵州的苗族刺绣图形，同时保留着河图与洛书，苗族文化是罕见的活化石，我们绝对应该“子子孙孙永宝之”。

　　我不是名士，我是寒士

　　阿城一再强调他不愿意在体制里做事，“在体制里做文物研究会被束缚住。”对主流和体制，他一以贯之地冷淡。对被推为“名士”，他习惯性地从纠正概念开始：“在体制里反体制，这叫名士。《世说新语》里记载的那些人都有俸禄，是体制中人，然后做些放浪形骸的事情反礼教。这才是名士。我是寒士。”

　　这也许正像他在《棋王》中所表达的哲学一般：“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 潘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