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会在“三人谈”的轻松氛围中进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晓琴担任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特邀出席。甫一开讲，莫言就显示出了朴实而幽默的讲话风格：“非常高兴今天能出现在这样一个温馨的演讲场所，昨晚兰州下雨了，我就在想，我干旱的故乡高密下没下雨，如果到现在播种小麦的季节下一场雨，农民会省很多钱。期待高密也能下一场雨，明年的高粱、小麦才会丰收，我写了《红高粱》，看到故乡没了高粱，心中会很悲凉。”

　　莫言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童年时的回忆，结合当年的城乡矛盾、时代背景讲述他的经历和文学道路，阐述了一代人“爱故乡恨故乡，恋故乡怨故乡”的情结。而他对故乡的爱恨情仇，也使他从故乡高密走向诺贝尔奖，将一个浓缩的中国近代农村的美丑善恶呈现于世界。他解读了自己的《红高粱》、《丰乳肥臀》、《蛙》等作品的书写背景和人性寓意，聚焦人的命运，表达人性的复杂。莫言与张清华、张晓琴详细讨论了自己各个时期的作品，张清华盛赞《丰乳肥臀》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莫言先生专场报告会现场摘录

　　张晓琴：1984年秋天，“高密东北乡”正式出现在您的作品中，之后在《红高粱》里写到“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极端仇恨，高密东北乡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丑陋、最世俗最超脱、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一个作家带着对故乡怎样的爱才能写出这样的话?

　　莫言：这看似矛盾实际上很统一的一段话，是年轻时候的一段狂言，现在让我写我肯定不会这样写了，这种话怎么能写到小说里呢。我们一直在说热爱故乡，但没有人敢公开地承认仇恨故乡，我这个年纪的人，回头再看，对故乡的感情很复杂。我在农村时，很仇恨它，想离开它，觉得太贫穷太落后，一天到晚辛勤的汗水洒到地上，但土地回报给我们的很少，总是吃不饱。所以千方百计地想逃离故乡。那时农村和城市是天壤之别，农村的姑娘想嫁到城市，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想逃离农村。

　　逃离农村的其中一条路是上大学，但那时候上大学是推荐，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学习再好也没用，对于这点我有很痛苦的感受和记忆，我小学三年级的作文曾拿到中学当范文，但我家庭出身是中农，小学没毕业就回家了。所以实际上这条路是很窄的，能上大学的人很少。另外一条路是招工，但农村孩子招工的机会很少。还有就是闯关东，很多人也由此成为了“盲流”。

　　当我再拿起笔来写农村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人，有了更高的认知和辨析的能力。那时，对故乡不仅是恨，也产生了强烈的眷恋。我感受到了农村和城市差别，感觉到不断扩张的城市对乡村经济、观念的破坏和冲击。我开始怀念我的故乡，那里有着贫困但非常丰富、尽管简单但非常充实的生活。我的故乡成为了我文学的归宿，是我面临的需要深入开掘的矿藏。所以有了一种离开又想回去，回去又想离开的矛盾心理，就有了在《红高粱》里直白、强烈的这种描述，现在我肯定不会这么写了，我会写“我的故乡太可爱了”。

　　张清华：很多作家是走出故乡，有了深刻的感悟，才拿起笔来记录故乡。鲁迅先生的《故乡》，表达的也是对故乡的这种复杂的情绪。莫言的《红高粱》是追怀古老原始的农村的影子，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称“莫言的作品是世界性的挽歌”是非常准确的，这种挽歌就是对农业文明的书写。莫言的作品是把农业文明的巨变放置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呈现出来，成为一首首历史的挽歌。

　　莫言：在《红高粱》中，我把动词当形容词、把形容词当动词，形容动物的词语来形容人物，语言方面有一些大胆的挑战、尝试，这是受了诗歌的影响。那时候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你这样写，我偏不这样写，我偏和你们唱反调。《红高粱》是年轻人向传统文学挑战的作品，充满了许多逆反的、恶作剧的细节。小说中有一段向酒缸里撒尿的细节，酿酒是很神圣的事情，我偏要一个孩子撒进一泡童子尿，然后一缸劣质的酒反而变成了佳酿，这纯粹是一个年轻人的恶作剧。《红高粱》的选材也很边缘，写土匪抗战。有人提出质疑，我解释说这才显示出抗战的普遍性，深刻性，用最小的、最低的角度，反映最高尚的力量。

　　红高粱也不仅仅是农作物，变成了一种哲学上的意向，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意境，但具体象征什么，作为小说家不用想那么多。假如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中的事物给出特别明确的象征指向，那么小说就会十分单薄。只有作家感受出但没法明确说出时，这样混沌的感受才能产生出更为广阔的生动的韵味。

　　张清华：莫言写出了许多与儒家文化有距离的作品，野性的、原始的作品。我在看了《丰乳肥臀》后坚信，这是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他描写了中国原生民间社会的毁灭，结构宏大。《生死疲劳》则是对才华的挥霍，过于炫耀。

　　莫言：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我希望批评家能多提意见，促使我有更多进步。张教授对《丰乳肥臀》全是赞美，的确是结构宏大、人物众多，而另一个作品《蛙》人物少，相对单薄，这可能更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蛙》中只有一个主要人物“我姑姑”，她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人的命运有两种，一种是外在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到的，另一种就是人的性格。这部作品的根本点还是围绕着人物的命运来写的。

　　我希望读者在读这部书的时候，回归到文学的根本上来——读人，看看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复杂性。外国作家写不出来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无法放置到这样一个矛盾中去，只有在中国这几十年巨大的社会变革、发展中，才有可能产生小说中这些经历惊涛骇浪的人物，最终使她人性深处的善散发出灿烂的光芒。

　　莫言先生专场报告会现场互动

　　学生：您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非常全面，对丑与恶的描写似乎融入了一种清醒的狂欢意识，但是对美与善的描写相对含蓄、节制，请您谈一谈。

　　莫言：美是需要节制的，含蓄的美是最耐人寻味的。丑和恶是人性当中很有意义的一部分，从中能更清晰地认识到美的可贵，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人的两面性。我写的很多人物是丑和恶的，但他们身上也有美好的一面。我们有过一段避讳谈论丑恶的时期，但只有把人性的丑和恶剖析得更清楚，才能看清美和善。对人性当中丑和恶的善意的夸张、狂欢式的描写会产生深刻的美学趣味和哲学意蕴。

　　学生：由您的作品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走向了世界，它与您获得诺奖有没有关系?

　　莫言：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一种传播方式的改变，传播到了更广泛的人群。这部小说最早翻译成外文，就是受到了电影的影响，这一点我一直是很坦荡地承认的，没有什么好避讳的。张艺谋这次改编和我的小说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我的小说写得不错，他改编得也不错。我不能直接回答电影和我获得诺奖是不是有关系，追根溯源的话，电影为我们这批作家走向世界做了第一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