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半命题作文，孩子填上的是“快乐”。他写了大致400多字，内容是讲述一次去科技馆的经历。记叙过程漏洞百出，显然对这件事的记忆已经很模糊。我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件事作为文章内容，他的回答是：这件事并不是发生在他身上，而是在不久前作文书上看到的。我再次问他为什么不写自己的事情，他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我想不起来我有过什么快乐的事情。

　　这名孩子家境优越，年纪虽小却几乎已经游遍全球，这份经历让我都不禁心生羡慕。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为何如此丰富的生活经历却无法让他找到一段快乐的记忆用来填满600字的作文格子，而只能从一本作文书中寻找那些残缺的内容呢？我从业数年来，类似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由于工作原因，我接触的孩子大都家境殷实，可以提供各种生活选项供他们选择，生活经历不可谓不丰富。可是一旦提笔作文，仿佛被掏空了灵魂，进入了一个空洞的虚无世界。写作时如宋人觅句“吟安一个字，捻断三根须”那般艰难。究其原因，正是我们将作文与生活彻底割裂而导致的！

　　2012年，莫言因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日本学者大江采访这位只有小学学历的作家是如何达到这样的高度时，莫言回答：“我是在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村落中长大。我在20岁以后才离开那个村庄，整个少年时代是在这个美丽、荒凉而又非常闭塞的地方度过的，这是我文学创作的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人物，使用的语言都是有乡土味的。早期作品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书中的人物都是我的大爷、大娘、大婶子，用的是高密东北乡的方言。如果我的小说有一个出发点的话，那就是高密东北乡，这也是我的人生出发点。”

　　如此贫乏的生活经历却成为了莫言写作的起点。再来看看现在生活经历丰富的孩子们的写作起点。从开始写作之初，我们向孩子们赋予作文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作文分值高，在考试中很重要，一定要写好。却从未告诉他们作文本身的价值，没有告诉他们作文可以像照片一样记录我们生活中的点滴，像欢笑一样表达我们的快乐，像哭泣一样宣泄我们的悲伤。

　　一旦孩子写作文，必然是把他们锁定在教室或者房间，关闭所有的生活感官，让他们正襟危坐，进入那个空洞的虚无世界，去寻找那些只存在于课本和各种作文书中的只言片语和那些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喜怒哀乐。等到作文写完，再用一个鲜红的数字来评判他们苦苦寻找的结果，然后告诫他们下次寻找要更努力，至于他们自己的所想所言，那实在是无关紧要了。老师和家长功利化的评判标准，就好似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时刻悬挂在作文之顶，一旦作文，就会斩断与生活的任何关联。

　　我在指导一名高中生写作议论文时曾引导孩子每周关注新闻时事，然后畅谈自己的看法。孩子的观点虽然略显幼稚但却几乎每次都能给我意外的惊喜，他也乐此不疲地在这个环节时发发牢骚或者当一把愤青，作文也渐渐变得有了生气。但数周过后孩子却告诉我无法继续此项内容了，因为他的父母因为一次考试失利不再允许他使用手机和电脑，电视则在许久之前就已经被列入了禁区了，他无法获得新闻素材。最后只有改为我为他转述新闻。

　　翻开现在许多孩子写作的议论文，就好似打开了一口口陈年老棺，无数故去的名人们仿佛重生般喃喃地重复着千年前的古老命题。我们总在批评孩子们的作文不够新颖，试问，我们让他们日复一日地去翻找已沉淀千年的历史沉渣，让他们如何去新？我们隔断了孩子们自己的生活感官，不让他们去体会生活中最鲜活的情感体验，却让他们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重重迷雾去揣测他人的喜怒哀乐，这就好似无视自己身上的宝藏而去伸手向别人索要可怜的施舍般可笑可悲。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那名孩子，开始教授作文时，我故意避而不谈作文二字，先从他最近的生活经历开始谈起。起初他还是很警惕地回应着我，放佛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我并没有提到需要作文，就渐渐的放松了起来，谈话氛围也渐渐活跃。脸上又找到了一个13岁的少年应有的生气。谈话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到最后我对他说：“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件事特别酷，你能不能把它记下来，方便以后跟你的小伙伴们分享。”他对我的图穷匕见明显表示不悦，但又碍于我刚刚跟他建立的那份友谊，一番煎熬后写下了这段文字。